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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爱与黑暗的日子

来源:商务金融网     时间:2019/4/8     责任编辑:郭佳佳

  2017年3月的某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做完一些简单家务后泡了杯绿茶,坐书桌前随意浏览。家里很安静,妈妈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诵经拜佛,香雾袅袅,从楼上飘到楼下。我呼吸着熟悉的香味,心里蓦然打了个咯噔:昨晚,我竟然梦见下雪了。梦中,我独自站在雪地,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心头只回响着一个空寂的声音:下雪了,好大的雪啊。然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走,双腿却像被像被风雪羁绊,怎么也使不上劲。雪越下越大,我一阵恐慌,眼看快要被无边的雪吞噬,梦醒了。

  梦见下雪意味着什么呢?记得某位作家在一本书里写道:人们很少梦见下雪,一旦梦见,则预示家里老人病重,或有丧事发生。

  我婆婆2016年去世;公公年迈体弱,每见我们一次就交代后事。除了为公公的身体担忧之外,我下意识抬头朝楼上瞧一眼,但是很快打消了心里产生的隐隐不安:妈妈身体硬朗,走路健步如飞,精神比我还好。再说,来美国前体检过,指标一切正常。所以,妈妈不会有事的。我如此安慰自己,暂时抛开这个梦给我留下的不安。

  那段时间,我的最新长篇正在微信连载。我在创作谈里提到,小说的第一部分素材直接取自我父母的亲身经历。 现在想来,老天首先安排这本书以如此方式,出现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应该是有它特殊的用意吧。

  小说每天一章,连载后读者反响热烈,纷纷在留言栏抒发感慨。这也是我写作至今得到的最直接反馈。读者中有素未谋面的陌生者,也有音讯阻隔了几十年的街坊旧邻。有位童年玩伴以追忆的口吻写道:记忆中的你端庄、贤淑······

  我追着妈妈问:他小时候就看出我贤淑了?我到底哪贤淑了?由“贤淑” 两字引发很多联想,越说越好笑,妈妈也被逗笑,最后我们两个笑着滚倒在床,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段清贫而充满欢乐的日子。

  就这样,因为长篇连载,我们沉浸在回忆中,做饭时讲,散步时也讲,讲累了就看着对方傻笑。这样开心的时光持续个把月,直到4月份,陪儿子去费城参加足球选拔赛。 大儿子正准备申请大学,喜欢踢足球的他,希望能考入美国大学足球队,所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带他辗转各地参加选拔赛。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开车去费城,当天气温骤降,阴雨连绵,儿子全身都淋湿了。比赛完,我们打算带他去中国城吃火锅驱寒,谁知刚进城,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殡仪馆” 三个黑体大字;接着又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车子转来转去,好像被施了魔咒,总是回到殡仪馆附近。

  从梦见下雪到殡仪馆,是命运借此暗示我什么吗?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思绪不宁。公公身体虽然虚弱,但还算稳定;妈妈的精神也出奇地好,每天忙碌在后院:种菜、施肥、浇花,拨野草、拣树枝,清扫枯叶等,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们后院草地直通一条沟壑,里面杂草丛生,妈妈寻思着在沟边种上一排松树,等松树长大既可当风景看又能作篱笆用。都以为她随口说说,谁知是真上心。六月份回国前,竟去一位老朋友家后院挖到六棵半米高左右的小针松,然后用纸盒装好,小心翼翼地捧着,走四十分钟才到家;一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去沟边种植,等她将六棵小松树联排种好,才叫我出来观赏。

  至今,眼前仍不断闪回那张汗水淋淋的脸,汗水沾着泥土,顺她额头皱纹蜿蜒而下。一向爱美的她顾不上用毛巾擦一擦脸,眼里交织着自豪和得意的光问我:“怎么样?等过两年我再来,它们就跟我一样高了。今后你要有什么烦恼就跑到这里来,闻一闻松树的清香,心情会顿觉开朗的。”

  那天的阳光真好,小松树一棵棵随风轻舞,相互摩挲,似乎向妈妈点头致意,妈妈在太阳中笑得更开心了。她爱抚地用手挨个触摸,轻声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啊。”

  不知为何,这句话让我心里又是一个咯噔。我在她六月份回国后便格外关注这几棵松树,似乎它们的成长跟妈妈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小松树刚开始好像也适应被移植的生活,枝叶舒展,没有出现萎黄迹象。和松树的健康相比,我们八月份带孩子回国过暑假时,却看到妈妈突然消瘦了,追究原因,她轻描淡写地用一句“夏天都这样” 暂时打消我顾虑。

  那两个星期,妈妈像以往一样亲自下厨做我们爱吃的家乡菜;陪我逛书店买书;给大儿子寻找足球场地;还冒着高温去我父亲老家,见了表哥和堂姐一家。席间,表哥提起我父亲往事,说到动情处,心里的伤感怎么也止不住,大家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一场欢宴变成追悼。这些,是否都在冥冥中预演着我们即将来临的最后告别呢?

  我到底不放心,催促妈妈看医生,查找消瘦原因。妈妈说单位马上要体检,而她体检的日子就定在我回美国那天。

  那天,因为上海暴雨,很多航班被取消。我们困在浦东机场,着急地等待航班更新,终于,可以先飞北京,等到北京才知道,所有从北京直飞纽约的航班已取消。机场上到处是被迫滞留的旅客,地上、凳子上横七竖八躺满人。两个儿子累到虚脱,我们在二楼看到一家按小时收费的按摩床还有空位,赶紧买下让儿子休息。忙完这一切,才想起询问妈妈体检结果。

  给妈妈电话一直占线,拨了很久才通,却是姐姐。

  姐姐告诉我妈妈病情时,候机厅外暴雨正肆虐地吹打着玻璃窗,雷声隆隆, 震得我心惊肉跳。我紧紧捏着电话筒,心里的狂风暴雨已将我淹没,但仍抱一丝侥幸,是外面的雷声干扰了听力,妈妈不会有事,不会的。姐姐抽泣着问我:“要不要告诉妈妈实情?” “不能。我不回美国了,我马上回来。” 我昏乱地叫。我和姐姐相互在电话里不知哭了多久,姐姐率先恢复理智: 既然暂时不告诉妈妈,我突然返回必定让她起疑;还是按原计划回美国吧,姐姐说,等妈妈手术好了再过来照顾,到时理由也充分。

  我听从姐姐安排,回美国把家中事务处理好后立即重返。那时,妈妈已手术出院,在家静养。我们骗她说手术切除了发炎部分,进展非常顺利,今后只要按时吃药,很快就能痊愈。事实的真相却是:手术时医生发觉癌细胞已经扩散,根本没能采取任何措施。

  从2017年9月1号到10月20,整整五十天,我陪妈妈住回原来公寓。每天早上给她蒸红薯、山药、南瓜等粗粮;中午,姐姐买好菜回来烧饭。我们全部采用抗癌效果最强的食材,变着花样做一日三餐。这样的日子感觉又似回到过去,只是顺序颠倒过来了:换成我们照顾妈妈,亲手给她煮饭、洗衣、擦身。

  妈妈曾是剧团花旦主演,她的床底下有两只饼干盒子,里面收藏了很多年轻时的剧照。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这些剧照给我和姐姐黯淡的童年乃至青少年生活,带去过很多遐想和迷恋。如今装满旧照的盒子依然在,我们坐在太阳下一张张翻看,时光就这样在感慨和回忆中缓缓流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那些抗癌食物及营养品发挥了效果,妈妈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三个星期后,主动要求去公寓附近的红梅公园散步;一个月后,提议去我们小时候居住的老街拜访旧邻。

  老街我在小说中曾多次提起:“这里是城市的死角地带,毗邻化肥厂、机械厂、啤酒厂和洋丁厂。居民大部分是来自这四家工厂的职工和家属,外加一些小商小贩。这里空气混浊,从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气还有毒气,无一例外汇聚上空。街上永远氤氲一条烟状的雾霾。” 那天,我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中迷失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妈妈用手朝远处运河一指说:“其他都拆了,就我们住的那条街没变,还是原样。”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心底一阵激动,模糊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是啊,小街晃眼一看仍是记忆中模样,走进去才发觉高低不平的土路已变成平整干净的水泥地;妈妈原先工作过的厂职工宿舍仍在,几位老同事从低矮的屋檐下走出,一眼认出妈妈,惊喜地迎上前,争相回忆妈妈年轻时的风采。几户旧邻居也没搬,家里都重新装修了,有了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和热水装置。住我们家隔壁的阿香妈已经八十六岁,依然精神矍铄,热情好客,硬把我们拉进家中叙旧,硬往我怀里塞花生和蛋糕。还有我小说中提到的裁缝夫妇仍住原处,年复一年地踩着缝纫机,为他人做衣裳。

  我和妈妈、姐姐曾经寄居的白房子已被邻居用来堆放杂物。房子年老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我站在窗前,踮起脚尖往里张望,依稀恍惚仿佛走进另一股时光隧道:妈妈正在教我和姐姐唱戏,年轻的我们微蹙双眉、眼里浮动泪花,用足劲学妈妈的唱腔和表情;从妈妈嘴里发出的戏文略带凄凉,它像一缕轻烟,正颤颤悠悠飘出窗外,浮动在老街上空,也浮荡进居民的梦境深处。

  那个寻访旧址的金秋之日是温暖的、令人感动的。告别时,众人依依不舍,一再邀请妈妈下次再来,妈妈开心地点头应诺,和每个人拥抱着说再见;她坐进出租车,探出身子对他们挥手,伸出去的手臂在空中长久地挥舞。我说,好了,妈妈,他们已经看不见了。妈妈不语,眼睛出神地凝视着窗外,我知道她又深陷进往事的回忆中了。

  妈妈是在文革中离开舞台的,那年三十岁不到,剧团解散了,她被下放到机械厂的维修车间做工人;那双曾经倾倒无数戏迷的兰花指,就此整天和油腻冰冷的机器打交道。两年后,父亲英年早逝,她的手又出工伤事故······

  妈妈这辈子吃了很多苦,我每听外婆提起会心酸流泪,可妈妈从不抱怨,总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不断挑战自己:文革后,艺术的春天全面复苏,妈妈也被调入市文化馆,但因为右手食指残疾不能再上舞台,便转战幕后,悉心辅导基层业余骨干和艺术新秀;同时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排演了三十几部故事小品,这些小品屡次在省、市比赛中斩获大奖。秋鹏和寒晓两位文友曾是妈妈当年组织的新故事笔会成员,得知妈妈生病,特意前来探望。

  我十八岁以前一心想考剧团,却在这条路上四处碰壁。现在回过头看,我对戏剧的热爱,多少是有点冲那层闪耀的光环而去。说到底,我和妈妈不一样: 妈妈心灵本身充满音乐和唱词,离开它们,生命会变得苍白。我呢,当我把全身心的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上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妈妈对她专业的热爱和奉献。是妈妈在我最苦闷的青春岁月,鼓励我拿起笔创作;鼓励我静下心来 “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参加的第一个笔会是由妈妈策划的太 滆笔会。也是在那次笔会,我认识了一众文友,并和他们一见如故。后来,我们为事业和生存各奔东西,那时恐怕谁都没想到一别会是三十年吧?我们在寒晓的“密室” 里感怀,妈妈跟着一起聊到凌晨。她思路清晰、记忆生动,提起笔会一些人或事的细节,引发出阵阵欢乐的笑声,那一瞬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接下来数日,每一天,我们都把它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般珍惜着,恨不能连妈妈呼吸过的空气也一并珍藏起来。妈妈对我们发出的任何提议都欣然应允,她的身体和精神以神一般的速度恢复起来,复诊时病状维持原样,没进一步恶化。当时预言妈妈只有3到6个月的医生深感不可思议,觉得妈妈很有可能创下奇迹,实现带瘤生存的梦想。

  复诊结果给予我和姐姐极大鼓舞,我们一致认为是乐观的情绪起了关键性作用,决定对妈妈继续封锁病情,继续用食疗和中药助她康复。就这样,半年过去,妈妈体重增加,脸色红润,又开始健步如飞了。她积极报名参加老年文体活动和旅游项目:安微、江西等名胜古迹都留下她容光焕发的身姿,我一颗吊着的心这才渐渐放下,将思想集中到新一轮的创作中去。

  2018年秋,我接到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和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作家到访计划” 邀请,入驻计划为期一个月。时间有些长,但考虑离家近,可以顺道探望妈妈,又可以和学院的作家老师们近距离交流,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妈妈听到消息非常开心,一再嘱咐我好好珍惜这次机会,把工作做好。那时,乐观的我怎么可能想到,命运让我这个时候回国,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安排呢?

  报到前我先回家住一个晚上,妈妈替我准备好干净床铺,床头边,放着两本我最喜欢的作家的新书。她开心地说:“看看,这本还有签名,我排了老长的队才等到的呢。” 妈妈喜欢给我买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每看到一本好书,会帮我买了收好;每次回国,我们母女的头等大事是去书店买书。记得有次在新华书店,我们挑了好多折价书,各捧一大堆,兴高采烈出来,却遭到一年轻女孩奚落:“有病吧?买这么多书。” 女孩一句“有病”让我们乐半天,也感慨半天。

  我手里捧着妈妈好不容易为我得到的新书,扉页上,是我文学偶像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换作平时肯定会开心尖叫;可不知为何,想起女孩那句“有病,” 想起妈妈拖着病痛的身体为我排队等候,只因为我说过喜欢这个作家的书,心里便酸酸的想哭。我没敢和妈妈对视,迅速转过身,抹掉了溢出眼眶的泪。

  手机发出一阵阵信息提示:新加入的两个作家群,因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变得热闹纷呈:来自学院老师的仪式开启预告、以及作家朋友的热情问候等,一波接着一波,充斥屏幕。我被群里的热情传染,第二天一早匆匆和妈妈告别了。妈妈送我到楼下时说:“不要牵挂家里,不要总想着回家。我很好。你放心去吧。” 妈妈站在晨光里朝我挥了挥手。

  那个上午,我坐在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回首对文学始终不变的信仰和坚持,以及一路走来家人的包容、理解和支持,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日天涯》200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出版,在后记里,我提到妈妈在美国帮我带孩子的种种艰辛和付出。这么多年,为让我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写作,妈妈随叫随到,尽所有努力帮我带孩子料理家务,免除我后顾之忧。除此,妈妈还是我的铁杆“闺蜜” 和忠实“粉丝”,她分享着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我写作事业上的成功和挫败。我每发一篇文章,她都当宝贝般收好。所有关于我的一切:大到一本书、一本杂志,小到一行我随手写下的文字,或一个我早遗忘的地址等,都被她如数家珍般藏着。九十年代末我还没有学会电脑打字,小说都是手写在练习薄上寄回国,然后再由妈妈抄写到方格稿纸上,代我寄往各杂志社。2017年我在家那段日子,整理她抽屉时,看到那些被编辑退回的稿件,回想妈妈抄写稿件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唉,妈妈呀。我的眼眶又湿润了。我将脸贴在窗玻璃上,窗外阳光灿烂,在那些浮动的光和影之间,妈妈的脸忽隐忽现:她眼神疲惫,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不过,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被接下来新鲜精彩的喧哗淹没了。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主办方安排先去徐州等地采风。我每天给妈妈发照片,跟她分享美景美食的同时也分享我收获的友谊。时间在快乐中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采风最后一站:苏州吴江的蚕丝之乡震泽。

  最早知道震泽,是通过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句。“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棹缫车。” 他在一千多年以前,就以此诗形象地描绘了震泽桑蚕人家日出劳作的场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古镇,很快被它“丝” 情浓郁的魅力吸引。姐姐来电话时,我们正在丝绸博物馆参观。 我兴致盎然地坐在一台古朴的木头绣花架前,模仿刺绣动作;文友举起手机,极有耐心地替我寻找最佳摄影角度,就在那时,手机响了。

  姐姐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快回来吧,妈恐怕不行了。” 我紧紧捏着手机,怎么可能?昨天才和妈通话,她还说准备给老年吟诵班写个小品。怎么会?姐姐后来又说些什么我一句没听进。自从妈妈被诊断癌症晚期,我和姐姐每天如履薄冰,来自妈妈的任何一点健康都让我们欣喜万分。妈妈的身体也恢复神速,几乎和常人无疑。是不是我们高兴得太早?其实病魔从未远离,一直蹲伏在黑暗中伺机出击,终于,它战胜了我们,要把妈妈从我们身边夺走了?

  我浑身发抖,两耳嗡嗡直响,脑袋不断回响那句:“妈恐怕不行了。 妈恐怕不行了。” 我脚步错乱,慌不择路,在博物馆盲目寻找出口。陪同参观的曹老师和省作协的清越老师得知我情况后,支持我尽快赶回。她们在网上浏览车次,最快有下午4点的票,但要从苏州出发;接着又四处联系能送我去苏州站的司机。

  从震泽到苏州开车需一个多小时,出发时已经2点30分,可以说是卡着时间分分秒秒不能耽搁。车子一路飞驰,快进苏州时,却被堵在半道。送我去车站的师傅非常着急,不时通过手机查看路况,得一空隙便将车开得飞快。终于,我们提前十分钟抵达车站,他又帮我提行李,送我到入口处,一再叫我路上小心。“谢谢,谢谢。”我喃喃说着,就此匆匆告别震泽,告别了这些给我帮助和安慰的老师和朋友们。

  傍晚,我风尘仆仆赶回,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一颗心在胸腔内慌乱地跳动,同时又怀抱一丝希望,但愿这一切是虚惊一场,妈妈不会有事的,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说要写小品呢。一定是姐姐虚张声势,或者是妈妈想我了,和姐姐一块合伙骗我回来?

  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又急又怕,冲进病房,被妈妈枯槁的形容吓坏了:才两个星期不见,妈妈仿佛换了个人,她直僵僵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双颊深陷,身上、鼻子里插着各种抢救用的管子;床头边一架测量血压和心脏的仪器,不时发出令人揪心的报警声。我使劲咬自己嘴唇,怀疑这是一场噩梦。我将求救的目光转向姐姐,姐姐已经哭得双眼红肿,后来告诉我说,妈妈跟我通完电话精神还很好,晚上突然高烧不止,接着所有癌症晚期症状:黄疸、腹水、胆管堵塞、疼痛等一夜爆发。我来前刚做胆管支架手术。“有人做完支架还能再活十年呢。” 姐姐最后一句话又给我希望。我扑倒在妈妈床前,不停地揉搓着她冰冷的双手,安慰她说:“妈妈,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就是一个小手术,不过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妈妈在我的哭泣声中缓缓睁开眼,声音微弱地问:“你怎么回来了?那边会议结束了?” 接着,责怪姐姐不应该告诉我、影响我工作。看到我,妈妈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眼里又燃起生的渴望。接下来两天,妈妈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稍有好转便催我返回南京:“你快回去,别担心我,一个小手术,很快就能出院的。”

  是的,胆管支架是一个只需十分钟的小手术,幸运的话,预后情况良好, 还能多活几年。我们幻想着妈妈还会像2017年那样,手术后休养一段时间,又能够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健步如飞。可是,医生的一纸病危通知撕碎所有幻想: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癌细胞已全面扩散,正在疯狂反扑。支架放进去一个星期没到又全部堵死,接着再做一个支架,然后穿刺······

  妈妈再也没能走出医院。她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受折磨的三个月,于2019年1月14号凌晨1点离世。这个时间应该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时刻吧,我和姐姐守在她身边,仿佛回到小时候,我们母女仨围坐在一起,听她讲年轻时那点点滴滴的往事。

  妈妈去世后的一个月,美国这边下了场大雪。妈妈种植沟边的六棵小松树,最后只存活一棵,它正像守卫的战士般,傲然屹立在风雪中,替妈妈站岗,帮我们看家护园。

  雪绵绵密密下着,我躺在沙发上,耳边回荡着妈妈那天种植松树时说的话,手里捧着装满妈妈剧照的饼干盒子,一张张翻看,泪水干了又湿。 自从妈妈去世,白天黑夜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梦见她。这个午后,妈妈又来看我了:她身穿一袭白底印花的上海旗袍,腰边系一条白色丝绸手帕;头发烫成长波浪形状,鬓边还插着一朵白兰花,我看呆了,妈妈好像是从旧照片里走了出来。她朝我笑了笑,像以往一样说出去散会步,很快回来。妈妈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白兰花香气出门了。

  妈妈喜欢散步,因为散步,认识好几位来美国帮带孩子中国老人,偶尔,被朋友请回家小坐,回来时胳膊上便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些新鲜菜蔬。我好像又看见她从塑料袋取出两只鲜红的番茄或一条嫩绿的黄瓜,献宝似地送到我面前。

  可是这天,我在梦里望眼欲穿也等不见她回家的身影。我站在窗前怅望,听着一个声音说:妈妈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声音直击内心,瞬间崩溃泪流:我,原来已经是一个没有妈妈的人了。(王琰)

  写于2019年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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