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持续高弹性增长，赤字规模不断下降。这“一增一减”两方面的变化，为当前采取减税增支的财政政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财政基础。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然存在进一步的执行空间，未来经济走势无需过度担忧。
要分析财政是否有足够的负担能力，首先要估算需要政府出资的数额。在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中，各类支出项目的性质与其资金来源具有较强的对应关系。比如，涉及社会民生的支出项目，主要由政府管理实施并利用财政资金予以保障。而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类的投资项目，政府管理主要体现在投资项目规划的制定和审批上，政府并不直接负责经营管理。此类投资项目大都通过成立政府独资或合资的企业，作为投资项目管理的业主。而具有企业性质的主体，其资金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既包括来自财政的投入，也包括银行信贷和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根据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需要财政投入的部分约为三分之一左右。从近日来各省公布的投资规划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仍然在总投入规划中占主要比重。因而，即使是考虑到本轮扩大内需举措对社会民生支出有所倾向，财政投入的部分也应该不会超过总投资规模的40%。
如果按照财政出资比例的上限40%计算，4万亿的总投资中，直接需要政府出资约1.6万亿。分摊到两年，政府需要每年筹措0.8万亿左右的资金。
一般来说，财政筹措资金的渠道，主要是自有财力的增长部分加上长期建设国债收入。在政府财力增长部分，尽管2008年财政收入仍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年财政收入可能突破6万亿。但综合考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带来的减收效应开始显现，以及将从明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2009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会有明显下降。而2010年则会由于上一年度收入下降的因素，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会再次反弹。权衡以上因素，未来两年内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可能会在5%左右，并由此为政府提供约0.6万亿左右的资金。这样算下来的话，需要通过发债解决的数额大约是1万亿，每年约0.5万亿。
在考察国债负担是否过重方面，有国债负担率、赤字比率、国债偿债率以及债务依存度这样主要的四个指标。在近几年中，受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影响，我国财政的赤字规模从2002年的最高峰3192亿，逐步下降到了2007年的2000亿。2008年的预算赤字仅为1800亿。受此影响，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2003年达到19.4%的峰值后开始出现下降。截止到2007年年末，如果扣除其中因购买外汇储备而发行的1.55万亿特别国债，则国债余额为3.66万亿，国债负担率仅为14.8%。若不做扣除，则国债余额为5.2万亿，国债负担率为21%。到2010年年末，根据对未来新增国债余额的估计，国债余额可能会接近6.2万亿。如按8%经济增长率推算，GDP将达到28.77万亿。即使不剔除特别国债部分，国债负担率也应该会保持在21.6%以下。从国际比较情况看，发达国家大都在70%以上，其中，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分别达到了75%、150%和120%。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则介于50%~100%之间。2007年，我国的赤字比率为0.8%。如果考虑到中央同时还设立了1032亿元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该比率会进一步下降到0.39%。按照以上对新增国债发行规模所做估计的最高上限计算，2010年我国的赤字比率应该不会超过2.1%。在国债负担警戒线标准方面，经常被使用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国债负担率60%、赤字比率3%的参考性指标。从以上情况看，尤其还考虑到发行特别国债形成国有资产的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赤字比率并未处于高位。
在国债偿债率和债务依存度这两个指标方面，考虑到与地方政府具有发债权的国家不同，较为合理的口径应该采用全国而非中央一级的财政收支数据。从2008年上半年情况看，财政收入为3.48万亿，国债还本付息额为0.415万亿，国债偿债率为11.92%。国债发行额0.39万亿，财政支出2.35万亿，债务依存度16.6%。考虑到年度中间财政收支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这两个指标大概介于12%~16%之间。由于建设国债以长期为主，因此2010年时短期内还本压力不大，国债偿债率会上升到12.7%左右，而债务依存度则会上升到17.8%。从我国自身情况的纵向比较看，债务依存度指标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曾达到过23%的水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会给财政带来一些压力，但仍处于财政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根据以上所做分析，从承受能力角度看，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仍然存在进一步的实施空间。而从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对财政政策的需求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事实上，或许由于政策方案设计存在不足，也可能是由于具体说明还不够细化，的确还有部分涉及社会民生的措施并未予以考虑。比如，对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上调，以及增加对高等教育及婴幼儿教育的投入等举措，本轮政策并未予以充分的重视。这些“潜在”措施如能择机出台，无疑会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拓宽扩大内需的实现途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政府推出了刺激内需的政策，有助于减轻宏观经济的波动。但也要高度重视短期大量投入可能带来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对此，政府除了要进一步加大检查监察的力度，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在项目储备方面的投入，使我们在未来面临相似状况时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作者简介：
王剑锋（1974.6-），男，汉族，经济学博士，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讲师。曾在《管理世界》等杂志发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