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要的经济指数显著下滑，加上通胀已经下降至目标的2％以下，中国政府能够成功抵挡推出极端宽松货币政策或巨大财政政策“诱惑”，值得受尊敬。我们一年前就预测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政府在投资增长方面刻意抑制，将使中国经济全面放缓。
我们要一再强调，投资放缓是政府刻意安排的政策结果，但可以随时逆转。这是个时机的问题。市场目前预测，这个转变会在政府于11月8日换届时发生。在这里，我们来重温一下先前的事迹。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过热，以及导致资产价格暴涨和一些重工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的信贷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感到悲观。之后，政府推出紧缩政策，使GDP增长从2010年第二季开始稳健下降。尽管政府成功把通胀从6.5%控制到2%，但没有获得市场认同，反而在现在被指责刺激经济力度不够强。
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在近期就会出台一些新政策，但不会像过往那么样激进。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十字路口。政府可以重返旧路，或选择尝试走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新道路。市场则希望中国政府推出能快速推高经济数据的政策。不过，这与市场对中国政府在重新平衡经济方面在结构性改革有不足的批评呈对立。如果换届后，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不够强，市场预计会失望，而悲观的人则会开始描绘一个末日格局，提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预计将胎死腹中的言论。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并检讨市场对中国经济作出的末日预测。最近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高峰时期，当时的总理朱?基宣布对国企进行瘦身，打破自1949年以来根深蒂固的“铁饭碗”机制。朱?基当年推行此改革是为了改善国企的竞争力，以便做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当时，许多智库都发表报告，认为中国失业率顿时高涨将拖垮这个国家。的确，这是个很大的赌注，国企职员下岗当年使中国城市劳动人口净减少了4350万人。不过，失业人数暴涨并没有拖垮中国。这是因为下岗人员当时几乎都免费被分配到房子。这个战略举措有效地稳定了市场，让中国度过黄金十年，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GDP增长平均达10.7%。1998年亚洲货币集体跳水，亚洲股市和房价狂泻，使投资者心有余悸，而由此产生的担心是有依据的。
我们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抗拒变化是人的天性。变化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朱?基当年不改革国企，或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不会发生，世界也许现在不会对中国那么关注。目前的情况显示中国在1998年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不过，中国目前又徘徊在十字路口。由于全球经济要比1998年来得弱，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情况可以被理解。不过，中国在过去十年也壮大了不少。只要政府有意思对最突出的问题进行改革，要提振中国经济依然有很明显的策略。
西方经济转弱对中国没有好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正面去看这个问题－“既然桥（出口）已被拆，就没有回头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以内需主导的新增长模式，而唯一能前进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改革。这没有特效的解决方式，但一个艰巨的海外市场有可能推动改革。
重新平衡经济导向至内需可以追溯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当时见证外贸被惨重冲击，1998年的出口增长从1997年的21％猛跌至0.5%。当时，欧盟相对没有受影响。危机后，由于美国经济向好，带动中国出口快速回弹，使得重新平衡经济的想法被搁置，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好处当时被广为推广。此外，投资增长模式很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自此，投资对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33％，飙升至2011年的45.7%。GDP增长加速，但这个策略忽略了鼓励个人消费。
过去十年，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并非偶然。如果当年朱?基总理没有实施改革，并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不会有今天的稳定发展。诚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政府可以更积极地让利率自由化。不过，只要知道问题该如何解决，没有什么是为时已晚的。
如果市场对亚洲长远的前景依然保持乐观，那就是假设中国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来取得持续增长。为此，了解中国是如何对症下药，并建立新的增长模式是关键。GDP增长在2012年第四季度可能回弹至8％也许能够短暂安抚市场，但无法说明长期增长计划。中国不能一直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角色是为了在周期性下调时遏制实体经济增长下滑。同样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在于控制通胀预期，确保中期价格平稳。反周期政策只适用于短期，而无法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尽管增长放缓、CPI下滑，以中国目前谨慎的宏观经济调控来看，决策者对所作所为是有把握的。市场应为此而感到安慰，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我们预计2013年，政府将出台更清晰的结构性改革计划，并看到很多的变化发生。（星展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梁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