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梁永安老师与魏建玲拍于青岛董家口港
建玲的散文集即将出版，我细细看了样稿，越读越欣喜，仿佛看到一条蜿蜒的文学小路，她那么曲折又那么执着地走过来。
相识建玲时间很早，那是1989年的秋季，建玲来到复旦大学作家班学习。我当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一看到这个山东老乡，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她的笑容，朴实真诚，说的普通话里带着浓浓的鲁南口音。陌生的是她的眼神，热情中有几分深邃，现实的生活世界对她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保持距离加以思考的存在。作家的第一品质是感受丰富，而丰富者倘若没有冷静的心灵堤坝，必然缺乏创作的精神水位。我隐约感到，建玲的气质中不缺乏悲喜，她的人生不是随意外溢的任情，而是酿酒般的不断沉淀，时间是她的发酵剂，她会写出饱含深意的文字，将自己的每一步，都踏入到别人不曾涉足的地方。
眼前的这本《把自己活成风景》，果然证实了30年前的预感，她的笑容依旧，文学的枝蔓，却已经开花结果了。
作家之于世俗社会，即在其中，又在其外，能和大家看到一样的山野田畴，但又能发现另外一些更本质更幽微的历史深层。《风雨孟良崮》，写的是1947年5月的国共大战，许多人都写过这场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歌颂胜利者的大智大勇。然而建玲的笔下，却是步步叹息，感怀“那年时值麦收，这遍山野上，无数衣着不同的人，麦个子般层叠如垛，团不河流了大半个月的血水。”这使我想起一篇回忆录里的记载：指挥淮海战役的粟裕将军从来不愿讲述当年血战的情景，因为那都是生命如割草的冷峻时光。建玲写历史，其实是在梳理和重建自己的历史纵深，她努力在脚踏实地的行走中，摆脱政治化的单一宏大叙事，要以人的价值为中轴，夯实自己的创作基础。这对于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女作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何避免人云亦云？如何打造自己的叙事语言？没有这番重新思考，一切都无从谈起。
从改革开放新一代作家的思想背景来看，建玲对于大历史的人性化反思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的新打开，带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但建玲的可贵，是她并没有抽象地接受现代文化意识体系，更没有忘记乡土传统的深厚逻辑。她的写作，始终根植于生她养她的鲁南大地，同时又深切地关注家乡的现代化转型。因此，她的写作中总是给人挥之不去的焦虑感，焦虑中渴望乡村的新变。《沂蒙文学何日不扶贫》中，她叹息：“作为一个沂蒙山人，我为不能写出真正反映出沂蒙山的好作品感到惭愧，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移花接木。《红日》不是我们自家人写的，《南征北战》也不是，连《沂蒙九章》都是李存葆王光明的产物，沂蒙山相当的知名度大都是外来‘和尚‘念的经。”这份心情，是拉动建玲写作的重要力量，她以默默的使命感，着意去描写家乡的男女老少，把一个个“不起眼”的乡间细民，放到了文学的中心。她写的不是陈陈相因的那些小情小调，她不喜欢那样的格局，“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有时真的很伤心，很难过，看到那些所谓报刊副刊上的想男人、要女人，丈夫孩子洗衣做饭粗制滥造的小小情结，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沂蒙山了。”为了心中的虔诚，她深情地回望着故乡的过去，看到了“东北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东人，可他们走到中俄边界，走到鸭绿江边，一步之遥就可以跨出国门，却停住了。……为了生存一步迈出国境又无任何危险，他们为什么却不去做？也许他们心目中的寄托与希望从来没含混过，也永远不能含混。”建玲就是这样从大历史角度看乡民，把“家国天下”的崇高还给了最底层的百姓。建玲笔下的家乡，更多的是一群艰难求生又生机无限的生民，她最难忘的是自己的母亲，很多细节感人至深。母亲是带着两个孩子再嫁过来的，吃了太多的苦，但她永远把别人放在第一位，危难时刻从不退缩。《回忆母亲》中有这样的情景：“文革开始，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红卫兵来抓做了‘叛徒’的父亲。母亲一只手把一扇院大门与他们理论。我顺着母亲的衣缝向外看，红卫兵向天鸣枪，母亲说日本鬼子国民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当时父亲正在翻墙转移，母亲不开门是为了给父亲更多的逃脱时间。”如此刚毅大气的母亲，建玲在她身上，看到了无畏无惧的母性伟力，也由此追溯到自己生命的精神血脉。选择是每个人一生中不断面临的关隘，建玲的母亲总是迎难而上，活出了内心的坚强。看了这样的追忆，忽然感到，建玲的文学潜质，和她的母亲息息相关，她们都是永远不被生活困境压倒的人。
诚实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我们阅读当代人的散文，总是期待这些同代人能写出共同的感受。个人故事是不同的，时代处境是同一的，坦诚相待是写作的大道。建玲的这本散文，一点儿也不隐藏心路的坎坷，把经历的重重风雨诚实相告，深深地唤起读者那份同命运的感叹。《我们没有许诺》里，她写出了文学女性面对爱情的伤悲，更写出了现代女性的重生：“我终不会后悔。我不愿意再一次回头看你的伞面你的背影，你消失在我的夜幕里吧。我会振奋，会轻松的。”现代人难免遇到的伤情，在建玲的生活中化为文学的省悟，使她越发拓展了精神的自由。《抱朴含真话潇洒》里有这样一段：“记得一位先生讲过新加坡华人学汉语的事。有一次电台举办汉语知识竞赛，其中有解‘潇洒”的含义。一卷答‘徐志摩的衣袖‘，结果得了满分。谁能说‘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不是令人羡慕的潇洒——其实潇洒并不是一个人外在的装裱，而是一种内表于形的神韵。建玲对于“潇洒”的推崇不但源于自己情感生活的体会，也来自当代女性生存的感发。《贝贝》写了一个建玲在南京大学的同学，离婚后“在宿舍里哭了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之后贝贝完全变了个人，“学英语，学日语，学钢琴，忙得像只陀螺。”后来她终于遇上了真正的白马王子，历经寒暑，团聚于求学美国的新校园。“她在信中说，爱情，实在太千辛万苦了。我们在信中说，只要你实现了你的意愿，即使千辛万苦，也值。”这简简单单的“也值”，凝聚了多少中国现代女性的心声！
看了建玲的这些文字，留下了一个温暖的愿望：很想去复旦南区宿舍，找找她当年种下的那棵银杏树。建玲来自乡村，对播种有天然的热忱。她在《复旦园》里写，“有一回我在小市场买了几棵辣椒苗，栽在宿舍楼下花园里的花草间，不久之后真开了花，结出了小辣椒。此后每天下课回来，只要不下雨，我就会来看它。”不但种辣椒，毕业之际，建玲还特意从山东老家带回复旦一株银杏幼苗，栽到宿舍楼下，“我一直没能再去看过它，如果它活着，应该长得很大了吧？”一棵银杏树，一份母校情，建玲的文学倾诉，是她难以释怀的追念。任何有价值的生活都有深长的根系，任何收获都来自不停顿的坚持，建玲的文学之路，经历过风吹雨打，她就像一棵年年结果的银杏树，活出了自己的风景。
梁永安，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科技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外聘教授。曾任日本冈山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现代城市文化、现代电影。出版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重建总体性》。创作历史小说《王莽》、传记文学《那朵盛开的脏菠萝花》等。翻译出版长篇小说《白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