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的标志性图片。
你可能不知道,沂蒙山区,并非行政区划,而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是在1938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的电文中。历史选择了沂蒙山,她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与腥风血雨的征战厮杀联系在一起。
有一组数据: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1万多人参军参战,10万多名烈士血洒疆场。
细细品味一下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但这是需要代价的,村村有烈士、户户是军属的沂蒙人民将精神与物质裸捐给了共产党,盘活了中国革命这盘大棋。“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如此决绝地慷慨赴难,亘古未有,后世能否再现?
往事并非如烟。七十多年前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有些事情,不应被淡忘,也不应仅仅被人为地拔高颂扬,而是应当深度挖掘、品味、咀嚼……
王兆典,公安系统资深老兵,退休后凭借自幼酷爱绘画的功底,重新拿起画笔,深情地回望沂蒙历史,尝试用最朴素的人物构图,探求战争年底沂蒙人精神最本色的底蕴。因为他的画作,没有卷帙浩繁、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没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场面;没有纵横捭阖、指挥若定、“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将帅风采,而是凝眸于自古“四塞之崮、舟车不通”的沂蒙山区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原本足不出户、目不识丁的山村妇女,关注她们的苦难、挣扎与成长,定格她们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朴素瞬间……
王兆典给自己的这组画册命名为——《沂蒙新娘》。
《沂蒙新娘》图1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的场景,身穿红色嫁衣的新娘, 与一只红冠彩羽的雄鸡抵首对拜。这一天,是1946年的10月19日,新娘18岁。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凤兰,生长于孟良崮山下李保德村,17岁时受父母之命与从未谋面的小东关村青年王玉德定婚,并定下嫁娶的日子。这一天到了,但王玉德因参军作战不能回家完婚,便举行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按当地的风俗,李凤兰与嫂子怀抱的一只大公鸡拜了堂。12年后,她终于等到了丈夫牺牲的消息。
我不懂绘画,但却也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作者刻意放大了新娘与公鸡“夫妻对拜”的画面。男左女右,本应是新郎官的左边,是一只被人紧紧按住的公鸡,而另一边的新嫁娘,则虔诚地俯首跪拜。请不要哂笑这一仪式的愚昧和荒诞,因为那一刻,新娘一定满怀希冀和憧憬,她相信,那个在“咱队伍上”的人,是在干着有意义的事,是终会回到身边的如意郎君。
我猜想,为了凸显这一主题,作者并没有采用写实的手法还原当时的场景。因为按当地风俗,新娘在拜堂时是要红巾蒙面的。但作者刻意揭开了这层面纱,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新娘的侧面头像:精心梳理挽起的发簪,喜庆精致的头饰,清秀的侧面轮廓,低垂下的长长的睫毛……无一不折射出一个新嫁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然而,当这一切对应着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和洞房,以及其后12年的苦苦等待和一生的独守空房,这种强烈的反差,赋予了这一画面更加沉厚的内涵和张力,看着不禁令人唏嘘、感慨万千。
《沂蒙新娘》图2
事实上,李凤兰曾有过一次与丈夫团聚的机遇。但哪怕是这样一次即使见面也注定是短暂的聚首,也被错过了,而这一错过,便是一生一世。
那是1947年1月25日,丈夫所在的部队恰巧路过村子,王玉德获准回家探视,但不巧的是李凤兰刚回了娘家,婆婆赶紧派人去送信,她为了看一眼从未见面的丈夫,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没想到,等她回到婆家后,丈夫随部队已经走远了。
正如这帧画图中展现的,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她追出村子,登上山坡,极目远眺,搜寻丈夫的背影。然而天幕低垂,山岭层叠,荒草萋萋,寒风溧冽,远方的远方,隐约有迤逦而行的队伍,她还是穿着那身厚重、鲜红的棉嫁衣,眺望着渐行渐远的身影,用一个久久伫立的背影,向我们诉说着她心中的惆怅。
可以想见,她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时,是怀揣怎样的喜悦。终于可以见到那个昼思夜想的人了,她的脑海里定然会浮想联翩,第一句话怎么说,第一次牵手咋样牵,她要补上一个真实的夫妻拜堂,一个没有缺席的洞房花烛夜。然而,现实又一次击碎了她的梦想。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通常是指罗朱、梁祝一类的文学作品。但我想,绘画也可以,而且不需要冗长的叙事,只需要一帧简洁的构图。但这需要画家的功力支撑。
也许,我对这幅图的解读有些过度?但请理解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真的“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李凤兰有幸收到过丈夫寄来的唯一的一封信,她珍藏一生。而丈夫早在参军的第二年便在莱芜战役中牺牲,但直到1958年,她才接到丈夫的阵亡通知书。这时,她已苦苦等待12个春秋。此后,她侍奉婆母,收养了一双儿女,终生未再嫁。
《沂蒙新娘》图3
请原谅我没有对应这组画册的叙事顺序填写解说词。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李凤兰“嫁”到夫家之后的故事里吧。
这是一幅集体劳作的群像图,主题是赶制军粮——沂蒙山区的主食——煎饼。我们的主人公依旧是一身标志性的红嫁衣,这是为了突出她的角色需要,在后边的几幅画里亦然。事实上,像无数个沂蒙山区的新媳妇一样,她早该换上劳作的粗布裤褂,在烟熏火燎的鏊子旁昼夜忙碌着。支前,保证子弟兵吃饱肚子好打胜仗,是那时沂蒙山区的姑娘媳妇们的集体信念和生活日常。
薄如蝉翼的煎饼,便于携带、不易变质,非常适合行军打仗的战士们当作干粮。但制作起来工序繁多,正如图中描绘的,人头攒动的劳作场面中,有人在淘洗粮食、有人在推磨、有人在分送面糊,有人烧热鏊子摊烙成型…分工协作,忙而不乱,一派人间烟火气象。这缘于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和独到的表达技巧。
但这还不是这幅画的核心意蕴。你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吗?那就是画中人物的性别和年龄结构:除了一位白须垂胸的老汉和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其余是清一色的姑娘媳妇。这便是当时沂蒙山区每一个村落的真实状况。青年都参军打仗去了,壮年都推着独轮车支前和参加担架队抬伤员去了。而广大被“识字班”唤醒的女性,则支撑起了根据地后方的整个天空。
毛主席在为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云: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伟人能写华丽的骈文,也能说俚语村言,关键是句句在理。他曾形象地比喻:革命需要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事实证明,没有广大妇女的觉醒和参与,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往大处说,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处讲,八路军115师师部及东进部队、新四军军部及所率部队、山东战工会(省委)、山东军区及后来的华野几十万将士陆续一屁股坐进沂蒙山区,没有广大妇女烙煎饼、做军鞋,你吃什么?怎么走路?又如何坐稳坐大根据地,继而出关东、下江南,解放全中国?
因此,我很佩服作者构图的匠心独运,图画不会说话,但能传递出比语言和文字更为海量的信息。
《沂蒙新娘》图4
“ 凤兰转身问二婶:’俺做的军鞋,到了队伍上兴许能穿在俺家那口子脚上唻。’ 二婶笑道:’哟,做双军鞋还想着自己的男人。你多做几双,不就能穿到他脚上了嘛。’ 说得凤兰满脸通红。”
这是原图上的配文,只用了画中人短短的一次对话。这种连环画式的表达方法,至少可以让我们这一代在小人书的陪伴下长大的人看着倍感亲切自然。你瞧,凤兰那一个转身,一句看似不经意的问话,流露出多少深藏内心的小心思啊。优秀的影视演员可以让后背演好戏,同理,优秀的画家可以让人物的背影折射出她的心曲。
原本埋头纳鞋底的凤兰,一针一线,将长长的相思串联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队伍上的丈夫。实在没忍住,不由回身向二婶吐露了心声。沂蒙山的婆娘,可是最喜欢拿小媳妇开玩笑的。二婶扔过来的一句话,霎时让凤兰羞红了脸颊。这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象,温馨的戏谑场景,暂时冲淡了残酷战争环境下的生离死别之苦,从而使《沂蒙新娘》组画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人物的内心。
千百年来,多少丈夫征战在外,妻子翘首以待的故事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诗经《君子于役》中讲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是啊,丈夫去远方服役,却不知道服役的限期长短,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鸡儿已经进了窝,太阳也向西边落下,牛羊成群下山坡。丈夫服役在远方,教我如何不想他!
只是,李凤兰的故事更为特殊。有文章称她为“永远的新娘,”其实是不准确的,这位终其一生也未见到过丈夫身影的“新娘”,与众多“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女人相比,她的守望和企盼,另有一份难以言喻的缺憾和悲苦吧。
“碧海青天夜夜心。”她只有把无尽的思念化解在当时浓厚的集体英雄主义的氛围中,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烙煎饼、做军鞋的劳作之中。请看画面中,捆扎成堆的做好的军鞋,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很大部分,那里边,倾注了凤兰的全部辛劳和期许。据说,她在每一双自己做的军鞋上,都悄悄制作一个心形,期望有一双能穿在丈夫脚上,有朝一日丈夫回到身边,偶尔说起曾穿过一双带有心形的鞋子行军打仗 ,凤兰会说,是我做的呀,那是一份怎样的惊喜?!
呜呼!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愿天下太平、山河无恙,愿善良的人们永远远离战争!
《沂蒙新娘》图5
这是一幅描述李凤兰在一群同样是搜寻丈夫或亲人身影的女人中苦苦寻觅、期待一场邂逅和惊喜的图画。作者刻意虚化了疾速行进中的战士的身影,营造出一种快镜头般的视觉效果,而这也正是凤兰眼中的影像。一队队解放军战士鱼贯而行、络绎不绝、目不暇接,她期待一个定格,锁定一个人影,自己的丈夫。
那是一段烽火连天的日子。作为全国主战场之一的沂蒙山区,天空在燃烧,大地在颤抖。蒋军为“重点进攻山东”,集结40万重兵大军压境,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为前锋,在苏北涟水一带击溃我军一部后,兵锋正盛,企图将华野压迫至黄河以南决战。但华野在沂蒙山区稳住了阵脚,运动歼敌。正如电影《南征北战》中表现的那样,脚穿布鞋的我军战士迈开大步,在八百里蒙山沂水间与敌人兜圈子,寻机围歼张灵甫。
这期间,有多少支部队路过李凤兰的村子,就应该有她多少次伫立路边、翘首以待的身影。她太想见到那个人了,只需见一面,哪怕只是一个照面,也可聊以弥补缺憾于万一吧。
事实上,李凤兰寻找丈夫的努力远不止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守候。因为她从丈夫唯一的一封家书中,牢牢记住了丈夫所在部队的番号:三营八连三排九班。她逢人便打听这个部队,一直到孟良崮大捷,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一直到全国解放,一直到志愿军抗美援朝班师回国,她不停地询问部队上的人,询问民政部门的人。可是又如电影《集结号》里的情节:“部队打烂了整编,打胜了也整编,” 仅凭一个营级单位的番号谁能判定其以后的归属去向呢?于是村里辄有谣传,先说凤兰的丈夫参加抗美援朝牺牲了,再传王玉德随部队南下娶了南方的婆姨不要凤兰了。但李凤兰始终不为所动,坚信丈夫还活着,坚信活着的丈夫不会变心。她不停地打听,不停地寻找,直到1958年,一本鲜红的烈士证书捧到手上。
我们不迷信,但按照迷信的说法,李凤兰与丈夫前世的缘分,只够今生做一场挂名的夫妻吧。否则,上天就太不公道了!
《沂蒙新娘》图6
这是一幅“战时托儿所”的特写图,数十个娃娃,有的身着不合体的军装,头戴缀有五星的帽子,有的穿着区别于山村娃儿的背带裤。作者运用这些细节,表明这是一群身份特别的孩子。是的,他们的父母,都是我党政军队的高级干部,或已牺牲,或正忙于征战,无暇照顾子女,便将其分散寄养在老乡家中。原画配文是:凤兰怀抱着“东进”,手牵着小“沂蒙”…听听这名字,也就知道这群孩子是生在沂蒙山,喝着沂河水长大的。
“战时托儿所”是当时较为集中地收养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的场所。我们的主人公李凤兰有没有参加这个托儿所的工作,已经不重要了。沂蒙红嫂的故事是相通的、相似的。李凤兰的人生,是沂蒙山区千千万万个支前红嫂的缩影,这也是画家绘制《沂蒙新娘》组画的创作理念。
“战时托儿所”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真正主人叫王换于,她和儿媳张淑贞受托创办战时托儿所,自1939年秋到1942年年底三年多时间里,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其中包括罗荣桓、徐向前等将帅的子女。
当时物资十分匮乏,她们就把自家刚出生的孩子放到一边喝糊糊,把奶水喂给年龄小、体质差的托儿所孩子。托儿所40多个孩子健康成长,而王换于自己的4个孙子,却因营养不良先后夭折。
宁愿让自己的孩子挨饿甚至殒命,也不能让这些红二代受苦,不能让烈士断了香火,这就是沂蒙人民山一样厚重的朴素情怀。
春秋递嬗,斗转星移。这些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前,时间不短,也不长。但无论时隔多久,当我们深情地回望历史,沉下心来细细品味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所触动,有所感悟?
我想,画家精心创作《沂蒙新娘》的深层用意,就是想通过这些意蕴深长的画面,警醒我们后人,特别是我们共产党人及其领导干部,还有那众多的红二代、红三代,无论今夕何夕,都不要忘了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出发!
《沂蒙新娘》 图7
这是沂蒙红嫂诸多感人事迹中的经典一幕,曾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这就是被广为颂扬的"女子火线桥"。
故事发生在孟良崮战役打响的前夜,解放军某部衔枚疾走赶赴指定作战位置,当他们来到沂南县的汶河边时,发现原有的木桥中断,而断桥处有活动的门板连接,门板下是数十名浸泡在冰冷河水中的妇女,用她们羸弱的肩膀扛起门板。战士们不忍上“桥”,但军情如火,在“桥”下女人们的恳请下,如原图表现出和配文解说的那样,“战士们提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踩着门板跑过河去。”
历时一个多小时,部队全部渡河而去,奔赴战场,而甘为桥桩的女人们,始终咬牙坚持着,无一人中途退出。她们有人因此生病去逝了,有的落下终身腿脚残疾,有的终生无法生育。
这一段中外战争史中旷古未闻的奇迹,还是时任沂南县马牧池村妇救会长的李桂芳,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与来沂蒙山体验生活的文创人员座谈时偶然谈起此事,才被发掘出来的。女人们完成这一任务后各自回家,并没有认为自己所做所为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
李桂芳谈到,那一天她接到通知,要求在5小时之内修复崔家庄与万粮庄之间的汶河上的一座断桥。但男人们都上前线了,女人们不懂得如何架桥,又缺少材料,怎么办?情急之下,妇救会员们想到了她们所能想到的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搭人桥!她们拆下八块门板,每块门板需由4人托举,四八三十二,于是在数个村庄动员组织起32名妇救会员,于是有了画中的一幕。
看到这儿,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军可以一鼓作气聚歼蒋军悍将张灵甫部,为什么可以60万对80万完胜淮海战役。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脚步,何尝不可以说是踩着沂蒙红嫂的肩膀走过来的呢?
《沂蒙新娘》图8
原图配文: 每到下坡时,凤兰总是在前边用双手吃力地抬起架杆,尽量让担架保持平衡,并不时提醒后边的人:“多看着脚下。”
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多么动感十足的画面。看着,会有一种强烈的即视感,仿佛画中的人活动起来,说的话真切地回响在耳边。“多抬一个人就多活一条命”,是当时担架队员们不避艰险、透支体力、争分夺秒地将一个个伤员平稳抬下战场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本来,“战争,让女人走开”,抬担架是男人的事情,是需要置身战场之中的;本来,血肉横飞的战场,是不适合女人特别是平民女性现身的地方。但随着战事发展,伤员骤增,男人们不够用了,轮到沂蒙红嫂出镜救场了。
眼下也有一些画家,常以沂蒙山村姑、新娘为题材,他们创作的画中人物,衣着鲜亮、容貌俊美、神态安详。但王兆典的这组画册,则着力表现人物的行为和神态。请仔细看这幅画,在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上,凤兰吃力地抬起担架并竭尽全力保持平衡,以至于面部肌肉都扭曲了。然而,这样一副咬牙坚持、刚毅坚忍的表情,所折射出的,不正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间大美、大爱吗?!
如今衣食无忧的人们哪,当我们脚蹬登山鞋、手持登山杖,带足食物饮料爬山出游的时候,对比一下当年沂蒙红嫂们的艰辛吧,好好珍惜、感恩和平年代的安逸生活。
《沂蒙新娘》 图9
原图配文:从前线支前回来刚进村子,大嫂就迎上前来抓住凤兰的胳膊问:“这次你见到二弟了吗?”凤兰说:“队伍上那么多人俺哪能见到他。”
这帧画表现的是红嫂们完成支前任务凯旋归来的场景。仗打胜了,好日子就要来了,人人面带喜色,欢欣鼓舞。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更加具体、真切的牵挂。你看,大嫂急切地询问和焦虑的神态,凤兰故作轻松的回答和经过战场洗礼的内敛,都被画家刻画得淋漓尽致。
是啊,这幅画就像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让我们感叹当时的沂蒙女性,亦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感叹的那样,是怎样的勇毅和百折不挠。这样一群没经过任何训练,没见过血腥杀戮的普通山村妇女,她们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她们一旦舍命拥戴哪一个政党和军队,这支军队何愁不所向披靡?这个政党何愁不得天下?!后来我们党将沂蒙精神纳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括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则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精神内核,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铁律。
另一方面,看着《沂蒙新娘》画册,感动敬佩之余,我们不能不对沂蒙红嫂们的际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那个战乱頻仍、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们需要承担比男人多得多的重负,忍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苦楚。她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期许能过上安稳日子,只盼望丈夫能百战归来,还我一个安好无恙的郎君,一个岁月静好的小家。
我们致敬李凤兰,致敬当年那些为家国默默奉献的红嫂们!她们的男人为了家国,用血肉身躯,筑起了共和国的丰碑,而在这座丰碑之下,有多少李凤兰,用自己的大义和苦难,演绎着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那些平凡却又悲壮的平民故事。
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外敌不敢觊觎;祝愿两岸和平统一,同胞永息干戈;祈愿百姓安居乐业,李凤兰式的悲剧不再重演!
忽然想起中学时代背诵的《木兰辞》,从战场归来的花木兰,什么都不要,只想“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 著我旧时裳。”
《沂蒙新娘》图10
李凤兰的故事就要讲完了,画家刻意创作了这幅人物特写,为《沂蒙新娘》组画收官。画中,李凤兰泪流满面,悲痛欲绝,一股浓烈的悲怆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在1958年,当她收到丈夫的烈士证书时的状态。这一年,她刚满30岁。
从18岁“嫁”到夫家,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韶光流逝,李凤兰就这样盼着盼着,十二年的等待,最终等来了一纸证书,丈夫尸骨无存;十二年的缠绵思念,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悲伤、空落、无助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凤兰悲痛万分失声痛哭(原画配文)”。
其实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确认丈夫已经牺牲后,婆婆和娘家人都劝她趁年轻赶紧选个人家改嫁,但她坚决不允,坚持守护着这个不完整的家,直到送走婆婆,直到孤独地走到生命的尽头。那是一个真正崇尚英雄、视荣誉胜过生命的年代,连她收养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取名“胜利”,女孩取名“光荣”。只要她不离开这个家,这个烈士之家就一直在,就一直延续着革命胜利的荣光。这也是李凤兰选择终生不再嫁的执念。
李凤兰一生获得过诸多荣誉。1992年3月,她被山东省妇联、省民政厅、省军区政治部评为“山东红嫂”,并被授予省“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这些荣誉她当之无愧。但1959年,也就是确认王玉德牺牲的第二年,中共蒙阴县委、县人民政府鉴于她的表现,决定授予其“模范烈属”的称号,她更无愧于这一称号。但我又想,这一荣誉的获得,是否会像一条无形的道德枷锁,对其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产生过某种束缚和影响呢?我无意置疑当时党政机关授予其这一称号的正确性。毕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模板,以及价值取向。
2008年4月9日,李凤兰病逝,享年80岁。
我曾在一块介绍李凤兰事迹的展板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她走过了无悔的一生”。说实话,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应该说:这一天,李凤兰走完了她苦难而又令人尊敬的一生!
您认为呢?
放一张李凤兰晚年的照片。结合《沂蒙新娘》组画中的人物造型,您能脑补一下她年轻时的模样吗?
好了,《沂蒙新娘》画册看完了,该隆重推出作者了。
王兆典,生于1959年,是地道的吃煎饼长大的沂蒙山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因绘画特长被郯城县文化馆录用,次年调入该县公安局,历任刑警队技术员、队长、副局长。1998年调任莒南县公安局长(那曾是八路军115师师部和中共产山东省省人民政府的创建地)。2019年退休前担任临沂市公安局正处级侦查员,三级警监警衔。
从警40余年的他却与绘画有着不解之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用画笔从事宣传工作及美术创作,从而打下了良好的美术绘画基础。
王兆典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技艺精进。先后研修于中国美院、首都师范大学人物画高研班。师从著名画家史国良、胡勃、石齐、陈钰铭、张津诚先生,擅长中国画人物写实。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画展,其中有六幅作品先后获奖。
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沂蒙山人,加之长期在红色故土上工作的经历,滋养了他历久弥坚的沂蒙红色情结。因此,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沂蒙红色故事,自然成为他钟情的创作主题。这组《沂蒙新娘》,便是他向那段红色岁月致敬的献礼。
此外,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他,广泛接触沂蒙山区普通民众,熟悉这里的风俗民情,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为他用画笔讲好沂蒙红色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刻画人物、传达意象、表达感触并传递精神,是讲好故事的基本条件。要想让绘画作品接地气、入人心,就要坚持寻找作品中的人民性。创作者需要深入生活,熟悉和展现生命在每个阶段里的自然状态,方能游刃有余地传递丰富的情感,创造生动的人物。从这一点来讲,王兆典始终没停下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素养和艺术修养,把对这片红色热土的热爱和敬意倾注于画笔笔端。这透过《沂蒙新娘》的创作可见一斑。
王兆典还是一个性情豪爽耿直、淡泊名利、为人低调的沂蒙汉子。几乎从未听他说起过自己曾师从哪些名师,或自己的画作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从不议论其他画家的长短。总之,从形象到言谈举止,他都与我们常常见到的画家特别是以大师自居的那类人不太一样。他只一味埋头自己的创作探索,他深信,图画有能力塑造人的行为和意识形态,能够推广社会典范,用图画这一艺术手法表现的视觉文化,可以诠释社会价值观。
的确如此。无论是“沂蒙新娘”李凤兰,还是“沂蒙母亲”王换于,还有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名字,都应该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熠熠生辉,灼灼其华,绽放出永恒的光华。
今天是共和国74华诞,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借用王兆典的一组《沂蒙新娘》,再次向历史深处回望,回望信仰的力量、坚定的意志、无畏的精神、实践的伟力,以及深沉的情怀……
历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沂蒙山,盛产柿子,用《又到柿红时》结束本文,愿今天的人能明白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祝福事事如意,日子红红火火。
谢谢警察画家王兆典。(作者:临沂市公安局原政治部主任 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