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培建
近期时常想念起我的姥姥。2014年3月20日，健康快乐的姥姥突然离世，享年94岁。转眼间，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有关她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宛如奶奶的姥姥
1968年初春，我刚两周岁多一点的时候，就随着年轻的母亲，从爷爷奶奶家——郯城县前高峰头村，搬到了她的娘家蒲汪村居住，并将户口迁到了那里。因为那时，我的父亲正在县城以北的前林村小学，担任公办教师，离家五十多里路，平时很难回一趟家。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父母亲反复商量后，作出了上述决定。这在当时，正合姥姥的心意，因为姥姥和姥爷只有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为了不让我的小姨受委屈，他们决定放弃采用传统方式，招改名换姓的“上门女婿”。从此，我们一家便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1968年秋至1974年秋，我的三个弟弟相继出生，都是由姥姥亲手带大的。我们兄弟四个，全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相继从蒲汪村考上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直至1993年初冬（农历十月廿八），在奶奶的再三恳求下，父母亲又重新搬回了前高峰头村。其间，我们一家在蒲汪村，与姥姥共同生活接近26年，尽管称谓上没有变化，但我们的姥姥，更像是别人家的奶奶。蒲汪村的人，绝大多数都姓李，我们基本上都以姥爷姥姥、舅舅妗子、表哥表嫂相称。
聪明能干的姥姥
姥姥名叫侍玉春，1921年生于郯城县红花埠老庄子村。那里是山东的最南端，离江苏新沂和东海县都很近，是两省三县交界之地。姥姥家中兄弟姊妹7人，在3个女姊妹中她最大，从小便承担起繁杂的家务，干活麻利，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坚强品格。不到20岁的时候，姥姥就嫁到了三十里外的蒲汪村。我关于童年的最初记忆，应该在1970年，那时姥姥已经50虚岁，干净利落，中等以上身材，比同龄人要胖一些，宽宽的脑门，非常慈祥，很有福相。在我的心目中，姥姥特别能干，除了不识字以外，庄稼活与家务活几乎样样精通。
姥姥的烙煎饼手艺一流。这是从娘家练就的本领，老人家烙的煎饼又薄又均匀，煎饼味很足，一斤能称6张。1958年蒲汪村响应号召，拆掉各家的锅灶，集中起来吃食堂的时候，大队抽调的都是烙煎饼的好手，姥姥烙的煎饼都是别人争着吃，这为她赢得了美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常常蹲在铁鏊子旁边，看着她烙煎饼，有几次还有意外的收获，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大队委托姥姥，让她给公社派来蹲点的工作组脱产干部加工小麦煎饼。大队干部来取煎饼的时候，看着眼巴巴、咽着口水的小孩，忍不住留下一张，这往往能让我开心好几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那一带的农村，一年四季几乎每顿饭都要吃煎饼，但主要吃缺乏营养、成本很低且不好吃的地瓜干和玉米煎饼，小麦煎饼是奢侈品，只有麦收后的短暂时间和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
姥姥烙的煎饼好，易保存，在潮湿的夏天也不发霉变质，为我们兄弟四个完成中学学业，提供了最坚强的后勤保障。我三年高中、三个弟弟的整个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是以住校的方式，在离家二十五里外的郯城一中就读的。每人每周要带二十多张煎饼，算起来要超过两万多张。这期间姥姥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真是难以计量。因为除了烙煎饼，在1981年冬天使用电磨以前，家里烙煎饼的面糊糊，都是以姥姥和母亲为主，用家中的石磨推出来的。当时我也是推磨的主力，差不多三天推一次，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到6点半前，村里的有线广播响起《东方红》乐曲的时候结束。然后母亲急匆匆地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姥姥则支起鏊子烙煎饼，而我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姥姥做的饭菜味美可口。姥姥很擅长做面食，揉的面非常劲道，切出的面条粗细均匀，蒸出的馒头又白又圆。尤其是她老人家经常搞出各种动物造型的面食，栩栩如生——面鱼的身上条纹清晰，兔子的眼睛用两个红枣来代替，耳朵上翘，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限欢乐！
姥姥做的家常菜色香俱佳。她炒菜的方法很简单——铁锅烧热后，先放油，再放盐（那时都是粗盐），而后放葱花，青菜下锅后，先用锅铲翻炒，此后稍加清水。至于是否要盖上锅盖，要根据菜的品种而定。姥姥说，菜做得是否好吃，关键看配料和火候。小时候，我们特别盼望过年，那是姥姥大显身手的时节。姥姥每年春节都要蒸馒头、做豆腐、炸丸子和咸鱼等年货，还要煮一锅猪下水（从公社食品站平价购买一套猪下水，是父亲调回公社驻地店子小学教书后，每年唯一的福利）。记忆中，姥姥做的凉拌海带非常好吃。在春节前的集市上，她很会挑选质地优良的干海带，买回家放到大铁锅里，用开水煮沸，然后捞出，切成韭菜叶宽、2-3公分长的海带丝，然后放到大瓷盆里。每次食用前，就盛到盘子里，加上葱丝、姜末，再浇上酱油、醋和香油，拌上一拌，香脆可口，让我们全家大快朵颐。
好吃好喝的春节美好生活，差不多在每年的正月十六，画上句号。这一天，是我们家乡一带传统习俗“叫客”（此处的“客”在鲁东南临沂一带读“kei”，一声，在当地习俗中指去看望或者请已经出嫁的女性回娘家过节）的日子，姥姥的娘家兄弟和侄子，我的舅姥和表舅们，都要步行三个多小时，来到蒲汪村看望姥姥。他们每次来，都要买两毛钱的炒花生或水果糖，这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很早就翘首期盼的。而姥姥总是亲手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当然也要摆上瓶装的郯城串香白酒。在我幼年的印象中，姥姥的娘家人都特别讲究礼数，他们对最好吃的菜肴，往往舍不得动筷子。那时的规矩，家里来了客人，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但客人刚一离席，我和弟弟们便冲进堂屋，一顿狼吞虎咽。因为再次吃到鱼和肉的时候，基本上要等到农历八月十五，此后便是来年春节。
除了过年过节，我们每年还能享受两次姥姥做的人间美味。一是鲜美的河鲜汤。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姥姥的妹妹，即我的姨姥，都要派她的闺女，从沭河东岸的后高峰头村，给我们送来两水桶从河里刚刚摸出来的蛤蜊（我们那一带叫“小歪”）。那时的沭河清澈见底，没有任何污染源，春暖花开的季节，河水边的沙子里，隐藏着许多浅绿或褐色的贝壳类水产品“小歪”。收到河鲜后，姥姥要把它们放到好几个泥盆里，让鲜活的“小歪”吐一夜的沙，然后放入加满水的大铁锅，煮至“小歪”们把壳张开。待捞出来后，姥姥再花很大的功夫挑出里面的歪肉，放进沸水锅里，加上淀粉、粉条、头茬韭菜、一碗搅拌后的生鸡蛋。顷刻间，香气扑鼻，弥漫整个家院子。出锅后，再加上香菜、酱油、醋和香油，鲜美的味道几乎让我们把舌头都咽了。二是好吃的凉粉。每年的大夏天，姥姥都要从集市上买来小豌豆，用石磨推出粉浆，做一大盆凉粉，让我们解馋。当时的农村，自己家里会做凉粉的人很少。
姥姥在做菜方面，敢于尝试，有时候别出心裁。有一年，我们第四生产队的队长李树贤，我平时叫他三姥爷，家中突然来了客人，请我的姥姥帮助做菜。当时没有赶上逢集的日子，短时间内做出六盘菜也不太容易。准备最后一道菜的时候，三姥爷的家里仅剩下两个鸡蛋，没有其他菜了，且饭桌上已经有了一盘炒鸡蛋。姥姥急中生智，将两个生鸡蛋打散，再加上一碗白面，用水搅拌后擀成鸡蛋面皮，切成菱形状，放到油里炸。这道随机应变出来的创新菜又酥又脆，颜色金黄，客人从未吃过，赞不绝口。
姥姥的针线活百里挑一。我们孩提时代的围兜兜、开裆裤、虎头帽、绣花鞋，以及单衣、棉袄和披风，都是姥姥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穿起来特别合身。她穿的大襟衣服更是自己裁剪和缝制，布盘扣尤其能体现姥姥的手艺。记忆中，本村年龄相仿的女性庄邻，添新衣服的时候，总是拿着布料，让姥姥帮助裁剪，当然都是免费的。
快到90岁时，姥姥又捡起了当年喜欢的绣花针,不停地缝制布老虎、布娃娃和各种小鸟等民间工艺品，形象很夸张，惟妙惟肖，很是惹人喜爱。亲戚和周围的乡亲们都争着向她讨要，作为吉祥物送给孩子，她也非常乐于无偿赠送。郯城县电视台的记者获悉后，于2011年春天，专程采访了姥姥，并在县电视台和临沂市有线电视台进行了播放。90多岁的农村老人上电视，着实让姥姥感到风光！
姥姥照看孩子得心应手。尤其是三岁以前的孩子，身体稍有不适，她便会敏锐地觉察到。尽管姥姥不识字，但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小时候听的系列故事尤其是关于魔鬼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除了将我和我的三个弟弟拉扯大外，她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也付出了很多，我的小家庭受益最大。1990年夏天，当时距离我的孩子侯伟出生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70岁的姥姥便离开老家，专程赴我的临沂小家进行产前准备。此后在我们家做饭、带孩子，整整忙活了三年多，直到侯伟上幼儿园。三弟和二弟的孩子出生后（二弟的孩子出生晚些），姥姥和我的母亲又轮流离开老家进行照看。2000年初冬，到两千里外的秦皇岛给二弟带孩子的时候，姥姥已经81岁了。
在老家，让姥姥感到这辈子最为自豪的是，亲手将四个外孙子带大，并将我们全都培养成大学生。在照看她的重外孙和重外孙女的时候，她常对幼小的孩子说：“要好好听话，我带过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这句话得到了验证，姥姥见证了我的儿子侯伟2009年考上大学，至2013年大学毕业的过程。遗憾的是，我的侄子侯强、两个侄女琦琦和瑶瑶考上大学的时候，姥姥已经离开了人世间，如果她老人家能够见证这一切，该有多么欣慰！
向善向上的姥姥
姥姥的心地特别善良。小时候，姥姥对我们特别疼爱，总是以夸奖为主，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她总是以说理为主，让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避免下次再犯。姥姥很愿意帮助别人。除了帮人裁剪衣服、做菜和出借家用物品外，还善于帮助别人疏导矛盾，对发生争执的婆媳总是两边劝和，希望人家家庭和睦。对素昧平生的人，姥姥也是以善相待。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姥姥曾经收留了一位离家出走的女子。那是197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姥姥在赶集回家的路上，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在路边哭泣，热心的姥姥经询问得知，对方是江苏新沂水口村人，姓丁，因与哥哥嫂子发生了家庭矛盾，一气之下离家向北出走了三十多里路，没有目的地，眼见天快黑了，又渴又饿又委屈，不知道如何是好。姥姥就把她领回了家，认了干闺女，让我和弟弟们叫她丁姨。丁姨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在姥姥的说服动员下，后来她主动回到了自己的家。次年，丁姨嫁到了东海县，但与哥嫂的关系仍然不和，1977年初冬，孩子快满月的时候，娘家人不太愿意去送米糖（即送米和糖，苏北鲁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仪式，产妇的娘家人在婴儿出生之后,带着米面、红糖等物品去探望产妇,以表示娘家人对闺女的关心，一般都是在男孩出生后的第十二天、女孩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于是，丁姨万不得已，又派人捎口信，盼望我的姥姥去送米糖，否则在婆家就会没有面子。这时，姥姥又动员李在福、李在行表哥等姥爷的几位本家，出人出物，凑够了足以支撑脸面的大米、白面、挂面和鸡蛋，装在一辆地排车上，我也跟着送米糖的大人，沿着307公路向东行走了三十多里路，去了东海县南芹口村。对方除了热情招待外，还在我们返回时，放了几大块好吃的花生饼在车上，作为回礼，当然还有煮熟的红鸡蛋。
姥姥一生做了多少细小的善举，我无从知晓。2014年3月22日，姥姥去世的第三天，在为她送殡、举行泼汤仪式的时候，泼汤的队伍在行进中稍作停留，我正蹲在路边休息，这时走过来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问我还认识她吧，尽管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但我很快认出了她，并说了声“您是二妗子！”二妗子原来与我家在同一个生产队，是二舅李荣江的家属，当年高挑的个子，高鼻梁、大眼睛，长得很像妇女主任，但不太顾家，子女很多。她告诉我，小山的儿子（她的亲孙子）有一年摔断了腿，我年事已高的姥姥听说后，挪着小脚，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专门去她家看望，并留下了五十块钱。我听说过小山表弟多年没有回家，二妗子晚年带着孙子，缺少收入来源，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二妗子一再告诉我，说我的姥姥心眼好，总是想着别人。
姥姥的心中充满阳光。她老人家很少有发愁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唉声叹气。她向我们传递的，几乎都是正能量。比如她经常在我们面前，赞扬我们小时候的西邻居李荣应一家人，按照辈分，我管他叫“三舅”。三舅一家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闹春荒、上顿不接下顿的时候，生活极其困难，面对饥饿难忍的大表哥在广，三妗子总是安慰道：“小广小广，豌豆开花了，大麦秀穗了，你再挨一挨吧。”改革开放后，三舅一家迅速过上了好日子，尤其是两个儿媳妇，争着孝敬公婆，一次性给三妗子交两年口粮的故事，让人听起来非常暖心。
姥姥当年期盼我们兄弟能考上学，但从没有向我们传递过升学压力。记得高中一年级寒假时，家庭报告书显示我的成绩位列全班第二名，家里人都很高兴，姥姥问我将来能不能考上学，吃上国库粮。我告诉姥姥，如果身体没有问题，应该差不多。但没想到在高二年级那年秋天，期中考试前夕，很多住校生得了痢疾，我也被传染，由于怕耽误考试，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后来身体和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高考前半年，一度厌学，情绪很低落，姥姥看到我的状态，再也没有问过我能否考上。好在高考时没有压力，发挥基本正常。姥姥听说我考上大学时，比我还开心！
姥姥的晚年非常幸福。我们兄弟参加工作后，每逢过年和国庆长假，都要跟着父母、带着家属和孩子，集体去蒲汪村看望姥姥，给她一些零花钱。这是姥姥一年中最为开心的时刻，姥姥说，当年没有白疼我们，我们那一带有句老话，类似歇后语，叫做“姥姥疼外孙子——疼也是白疼”，姥姥说她从来不信这一套。1999年农历十月中旬，姥爷去世时，姥姥已经79岁，表哥李在行一家，主动承担起照看姥姥的义务。姥姥常对我们说，她晚年生活得很幸福，做饭、洗衣服都能自己干，自己身体好，胃口也好，我们兄弟给的钱，她都放在枕头底下，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去赶集，但看着钱心里踏实、高兴。她说在行表哥一家人日常待她很好，我的父母亲经常开着小车，给她送烧鸡、猪肉等好吃的，她一顿能吃半只烧鸡，对白糖和肥猪肉更是吃不够。我姨也隔三差五地去帮助她洗头、修脚，她感觉很多有儿子的老人，过得都赶不上她。尤其是在85岁那年秋天，因为胸腔积液，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我的父母亲、我姨、在行表哥，以及村委会指派人员，去轮流照看她，直至完全康复，她一直念念不忘。
我们兄弟及各自的小家庭，都非常感谢姥姥对我们的辛勤付出，很希望晚年的姥姥到家里过几天，姥姥总是以年龄大了、不方便出去为由婉拒。经反复劝说，姥姥于2004年，去了一趟省城济南，在我刚搬进不久的高层住宅林祥大厦小住了几天。那是她第一次乘坐电梯上楼房，感到很神奇，一再询问侯伟的妈妈（老赵），为什么没有感觉，就直接到了12楼的家门口，老赵跟她解释得很到位。其间，老赵还带她去了肯德基，姥姥对炸鸡腿赞不绝口，觉得外酥里嫩，很合她的胃口。
2005年底我调入北京工作，之后我们的小家庭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特别盼望姥姥能过来看一看。这个心愿在2011年的清明小长假得以实现。那时的姥姥，已经91岁，在家人的陪同下，从临沂乘坐火车直达北京。记得那几天北京的天气格外给力，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姥姥吃住在我们家里，她对我们的房子和所在小区很满意。我们陪着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我的工作场所，也欣赏了北京郊区的美丽春色。那次北京之行，姥姥给我们捎来一件亲手缝制的带兜兜的幼儿裤子，那是为侯伟将来的孩子准备的，老人家很希望活到五世同堂。其间，她单独与我进行了一次交谈，姥姥说，她这一生很幸福，现在年龄大了，有几件心事想跟我说说：一是希望她百年之后，殡事的菜水要厚实一些；二是希望将来能给她和姥爷立一块石碑，烧纸的时候有个记号。我们那一带农村，没有儿子的人，一般是不立碑的。我告诉姥姥，请她一定放心。
2014年春节，我们一大家人，照例去蒲汪村看望了姥姥。那年的正月十六，姥姥的娘家人，照例去“叫客”，那时的姥姥依旧健康慈祥。没想到农历二月二十，阳历3月20日（星期四）上午，姥姥突然去世，走得很安详！
姥姥送殡和下葬的日子，家乡的桃花已经绽放，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因为正赶上周六、日，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愿，去世三年后，2017年的清明节，我们为姥姥和姥爷立了一块高大的石碑。2018年农历八月初二，侯伟的一对双胞胎——群群和姗姗出生，如果我的姥姥能见证这对龙凤胎，不知该有多么的开心！
感恩姥姥，用她的辛勤付出，助力我们成长成才，不断进取；感恩姥姥，用她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们做事做人，向上向善；感恩姥姥，用她的平凡人生，激励我们热爱生活，向光而行！
清明将至，谨以此文，缅怀对我们恩重如山的姥姥！
（作者，侯培建 ，山东郯城人，1966年1月生，现任英大泰和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