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叔名叫高金瑞，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小时候一直叫他高叔。
第一次见高叔是1975年8月中的一天，那天我们搬家，从塂上搬到黑龙潭水库，父亲被调到这里任所长。我们的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家当，走了50多里路爬到山上，因为水库管理所建在山上，所以拖拉机上山的时候左摇右晃特别颠簸，我晕得厉害，没下车就吐了，下车后吐得更厉害……
当时许多人来给我们搬东西，其中就有高叔和他夫人梁姨。起初我并不知道谁是谁，后来吃饭的时候，父亲介绍说哪个是他管理所的同事，哪个是县城局里来的领导。
高叔就是县水利局里来的上一级领导，来检查工作的。那时高叔好像是分管宣传，手里有照相机，记得是国产海鸥120的，那是我第一次除了在照相馆见到大的相机，手拿的相机第一次见。有几分新鲜，几分好奇，总想摸一摸，看一看，但不敢，因为和高叔初次见面，有些胆怯。
吃了午饭后，有人说到水库边看看吧，照个相，留个纪念。一行人在水库边上走着，我头晕头疼，胃里的难受劲一直没过去，中午也吃不下什么东西，只喝了些水，但听说要照相，我还是心里暗暗的兴奋，想看看拿在手里的照相机怎么个照法。
水库特别大，一眼望不到边，听说是横跨江苏、山东两省三县交界的供水库，所以管理起来需要协调的事情特别多，扯皮的事也特别多。水库的水有些暗绿，是因为水深的缘故，在山凹之间，最深处约30多米。大人吓唬我们，说小孩子如果掉进去，也就形同一只小蚂蚁。那年我16岁，也就相近于一只蚂蚁吧。
水库虽然深而大，但水库边上有很多果树，如苹果、梨、山楂、栗子、核桃，还有桃树、杏树、樱桃树，此刻果实都过季了，但地里的甜瓜、西瓜、花生、地瓜、玉米都正是可吃的时刻，我还不太懂女孩子的羞涩，就和高叔的女儿及几个小朋友一起跑跳起来，疯着去找好吃的，把晕车的难过忘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大人喊我们去照相，我们才又归回大部队群，在高叔选好的大礁石边坐下来，背对水库摆着姿势，让高叔给我们拍照。记得第一张照的是全家福，那也是我和父亲第二次一起照合影（第一次是二哥当兵的时候在照相馆照的），后来我还单独照了一张，我坐在石头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头有些歪，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风景照，是黑白的。见到照片时已经是国庆节后了，因为高叔来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在高中学校学习了，没见到。只见照片上的我张张的表情都有些别扭，看着是笑的，可笑得很牵强，因为晕车，留下的是晕车给我心面不一的尴尬。
1975年底，我在无奈中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就业进了水利局的下属单位——马头施工所，任职出纳员。由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半年内我错了三次账，现金短款，我的工资不够扣，还扣了父亲两个月的工资。父亲问我钱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那时50多块钱也是大钱，我在沂河边上的一个小院子里工作生活，连商店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样一笔钱到哪里去化？时近50年，只要一想起这事，就觉得堵心，我真的不知道那钱哪里去了，物质不灭，见了鬼了。
第二次见高叔和梁姨就是在水利局机修厂了，我被调到机修厂学技术，与钱没有关系了。那时高叔是机修厂的主管会计，家就住在机修厂旁边，他们把我叫到家里，没有把我当成小偷（因为单位的钱少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污蔑我是小偷），做好吃的给我吃，还让我在他们家里住，和弟弟妹妹们玩，我内心非常感激，但从没说出口过。后来我被分配学徒车工，高叔经常来车间看我，我因为丢钱的事很自卑，话越来越少，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人际关系翻云覆雨，我越来越不愿意与人多接触，多说话。即使不多说话，也经常有人找茬挑我的毛病，找我的麻烦。我在机修厂工作了两年多，就离开了，到小学校教书去了。
现在回头想想，在机修厂工作的那两年，是我夜走麦城之一。加上高叔的事业也不顺，最后造成了我想那段时间就心痛。
记得1977年11月，高叔在褚墩出差的时候被突然隔离了，原因是局里的财务主管跑路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与财务有关联的人隔离了起来，强迫交代问题。凡是与高叔走得近的厂里人员，都要写检举材料。起初让我们自己写，写不出来就集中起来到局二楼去关起来写，早上上班去，下班才能回来。一天我们突然听见楼上有歌声传来，仔细听我听出了是高叔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特别高，能唱高八度，平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呼口号都是他领呼。听人说当年成立县革委会，全县找来找去找不到呼口号声音比高叔高又好听的人，于是全县的大喇叭里，只要传出去的，就是高叔的声音。高亢响亮，响彻云霄。
高叔的歌声传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高叔已经被转移到了局里，原来听说高叔被转了好几个地方褚墩——安子桥，不交代问题就不放出来。我们也知道他是正直无私的人，但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我们被关着写他举报材料的那几天，天天听他不屈不饶的歌声，有沙家浜里的《智斗》，有《红灯记》“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有《洪湖赤卫队》的“盼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后来梁姨知道高叔被关在局里的三楼，就要去看他，看管的人不让，梁姨就在楼下朗诵陈毅的诗《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有人说她反动，敢用陈毅的诗来暗喻。她就：唱：《红岩》主题曲”红梅赞”，高叔和梁姨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他们或对唱或合唱，有人私语“一对遭难鸳鸯，还如此罗曼蒂克……”
人性是需要具体事件来考验的，高叔和梁姨在劫难时的一言一行，都为那时的我们做出了表率。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4月，半年的时间里，高叔和梁姨在默契中神奇地一致，宁折不弯地斗争，最后赢得了公正的结论。
高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郯城县水利局，他是文艺骨干，做过宣传队队长带着我们排节目，重大活动照相，写大字标语，他的宋体美术字写得非常好，当年我特别想和他学。后来我们相继离开了那个让我们恶梦的地方，到县委机关工作。高叔在党史委、组织部、老干局，我在妇联、宣传部，也曾经住宿舍前后楼，也曾经上下楼办公，和高叔的亲情从没间断过。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每有老家来人都会讲一些高叔励志的故事。1997年，高叔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受到中组部领导接见。2021年被评为“新时代共和国最美建设者”。
今天是2023年的元旦，我在北京，高叔在山东老家，我电话问候高叔梁姨新年好！巧合的是，抗疫三年，我们都没有阳，于是约定，以春节为界，一起决赛！
高叔是我最尊敬的人，无论咫尺天涯，我能感觉到都是浓浓的家人一样的亲情，有这样一份亲情，无论什么时候，都很温暖。（2023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