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的某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做完一些简单家务后泡了杯绿茶，坐书桌前随意浏览。家里很安静，妈妈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诵经拜佛，香雾袅袅，从楼上飘到楼下。我呼吸着熟悉的香味，心里蓦然打了个咯噔：昨晚，我竟然梦见下雪了。梦中，我独自站在雪地，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心头只回响着一个空寂的声音：下雪了，好大的雪啊。然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走，双腿却像被像被风雪羁绊，怎么也使不上劲。雪越下越大，我一阵恐慌，眼看快要被无边的雪吞噬，梦醒了。
梦见下雪意味着什么呢?记得某位作家在一本书里写道：人们很少梦见下雪，一旦梦见，则预示家里老人病重，或有丧事发生。
我婆婆2016年去世;公公年迈体弱，每见我们一次就交代后事。除了为公公的身体担忧之外，我下意识抬头朝楼上瞧一眼，但是很快打消了心里产生的隐隐不安：妈妈身体硬朗，走路健步如飞，精神比我还好。再说，来美国前体检过，指标一切正常。所以，妈妈不会有事的。我如此安慰自己，暂时抛开这个梦给我留下的不安。
那段时间，我的最新长篇正在微信连载。我在创作谈里提到，小说的第一部分素材直接取自我父母的亲身经历。 现在想来，老天首先安排这本书以如此方式，出现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应该是有它特殊的用意吧。
小说每天一章，连载后读者反响热烈，纷纷在留言栏抒发感慨。这也是我写作至今得到的最直接反馈。读者中有素未谋面的陌生者，也有音讯阻隔了几十年的街坊旧邻。有位童年玩伴以追忆的口吻写道：记忆中的你端庄、贤淑??????
我追着妈妈问：他小时候就看出我贤淑了?我到底哪贤淑了?由“贤淑” 两字引发很多联想，越说越好笑，妈妈也被逗笑，最后我们两个笑着滚倒在床，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段清贫而充满欢乐的日子。
就这样，因为长篇连载，我们沉浸在回忆中，做饭时讲，散步时也讲，讲累了就看着对方傻笑。这样开心的时光持续个把月，直到4月份，陪儿子去费城参加足球选拔赛。 大儿子正准备申请大学，喜欢踢足球的他，希望能考入美国大学足球队，所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带他辗转各地参加选拔赛。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开车去费城，当天气温骤降，阴雨连绵，儿子全身都淋湿了。比赛完，我们打算带他去中国城吃火锅驱寒，谁知刚进城，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殡仪馆” 三个黑体大字;接着又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车子转来转去，好像被施了魔咒，总是回到殡仪馆附近。
从梦见下雪到殡仪馆，是命运借此暗示我什么吗?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思绪不宁。公公身体虽然虚弱，但还算稳定;妈妈的精神也出奇地好，每天忙碌在后院：种菜、施肥、浇花，拨野草、拣树枝，清扫枯叶等，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们后院草地直通一条沟壑，里面杂草丛生，妈妈寻思着在沟边种上一排松树，等松树长大既可当风景看又能作篱笆用。都以为她随口说说，谁知是真上心。六月份回国前，竟去一位老朋友家后院挖到六棵半米高左右的小针松，然后用纸盒装好，小心翼翼地捧着，走四十分钟才到家;一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去沟边种植，等她将六棵小松树联排种好，才叫我出来观赏。
至今，眼前仍不断闪回那张汗水淋淋的脸，汗水沾着泥土，顺她额头皱纹蜿蜒而下。一向爱美的她顾不上用毛巾擦一擦脸，眼里交织着自豪和得意的光问我：“怎么样?等过两年我再来，它们就跟我一样高了。今后你要有什么烦恼就跑到这里来，闻一闻松树的清香，心情会顿觉开朗的。”
那天的阳光真好，小松树一棵棵随风轻舞，相互摩挲，似乎向妈妈点头致意，妈妈在太阳中笑得更开心了。她爱抚地用手挨个触摸，轻声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啊。”
不知为何，这句话让我心里又是一个咯噔。我在她六月份回国后便格外关注这几棵松树，似乎它们的成长跟妈妈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小松树刚开始好像也适应被移植的生活，枝叶舒展，没有出现萎黄迹象。和松树的健康相比，我们八月份带孩子回国过暑假时，却看到妈妈突然消瘦了，追究原因，她轻描淡写地用一句“夏天都这样” 暂时打消我顾虑。
那两个星期，妈妈像以往一样亲自下厨做我们爱吃的家乡菜;陪我逛书店买书;给大儿子寻找足球场地;还冒着高温去我父亲老家，见了表哥和堂姐一家。席间，表哥提起我父亲往事，说到动情处，心里的伤感怎么也止不住，大家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一场欢宴变成追悼。这些，是否都在冥冥中预演着我们即将来临的最后告别呢?
我到底不放心，催促妈妈看医生，查找消瘦原因。妈妈说单位马上要体检，而她体检的日子就定在我回美国那天。
那天，因为上海暴雨，很多航班被取消。我们困在浦东机场，着急地等待航班更新，终于，可以先飞北京，等到北京才知道，所有从北京直飞纽约的航班已取消。机场上到处是被迫滞留的旅客，地上、凳子上横七竖八躺满人。两个儿子累到虚脱，我们在二楼看到一家按小时收费的按摩床还有空位，赶紧买下让儿子休息。忙完这一切，才想起询问妈妈体检结果。
给妈妈电话一直占线，拨了很久才通，却是姐姐。
姐姐告诉我妈妈病情时，候机厅外暴雨正肆虐地吹打着玻璃窗，雷声隆隆， 震得我心惊肉跳。我紧紧捏着电话筒，心里的狂风暴雨已将我淹没，但仍抱一丝侥幸，是外面的雷声干扰了听力，妈妈不会有事，不会的。姐姐抽泣着问我：“要不要告诉妈妈实情?” “不能。我不回美国了，我马上回来。” 我昏乱地叫。我和姐姐相互在电话里不知哭了多久，姐姐率先恢复理智： 既然暂时不告诉妈妈，我突然返回必定让她起疑;还是按原计划回美国吧，姐姐说，等妈妈手术好了再过来照顾，到时理由也充分。
我听从姐姐安排，回美国把家中事务处理好后立即重返。那时，妈妈已手术出院，在家静养。我们骗她说手术切除了发炎部分，进展非常顺利，今后只要按时吃药，很快就能痊愈。事实的真相却是：手术时医生发觉癌细胞已经扩散，根本没能采取任何措施。
从2017年9月1号到10月20，整整五十天，我陪妈妈住回原来公寓。每天早上给她蒸红薯、山药、南瓜等粗粮;中午，姐姐买好菜回来烧饭。我们全部采用抗癌效果最强的食材，变着花样做一日三餐。这样的日子感觉又似回到过去，只是顺序颠倒过来了：换成我们照顾妈妈，亲手给她煮饭、洗衣、擦身。
妈妈曾是剧团花旦主演，她的床底下有两只饼干盒子，里面收藏了很多年轻时的剧照。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这些剧照给我和姐姐黯淡的童年乃至青少年生活，带去过很多遐想和迷恋。如今装满旧照的盒子依然在，我们坐在太阳下一张张翻看，时光就这样在感慨和回忆中缓缓流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那些抗癌食物及营养品发挥了效果，妈妈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三个星期后，主动要求去公寓附近的红梅公园散步;一个月后，提议去我们小时候居住的老街拜访旧邻。
老街我在小说中曾多次提起：“这里是城市的死角地带，毗邻化肥厂、机械厂、啤酒厂和洋丁厂。居民大部分是来自这四家工厂的职工和家属，外加一些小商小贩。这里空气混浊，从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气还有毒气，无一例外汇聚上空。街上永远氤氲一条烟状的雾霾。” 那天，我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中迷失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妈妈用手朝远处运河一指说：“其他都拆了，就我们住的那条街没变，还是原样。”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心底一阵激动，模糊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是啊，小街晃眼一看仍是记忆中模样，走进去才发觉高低不平的土路已变成平整干净的水泥地;妈妈原先工作过的厂职工宿舍仍在，几位老同事从低矮的屋檐下走出，一眼认出妈妈，惊喜地迎上前，争相回忆妈妈年轻时的风采。几户旧邻居也没搬，家里都重新装修了，有了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和热水装置。住我们家隔壁的阿香妈已经八十六岁，依然精神矍铄，热情好客，硬把我们拉进家中叙旧，硬往我怀里塞花生和蛋糕。还有我小说中提到的裁缝夫妇仍住原处，年复一年地踩着缝纫机，为他人做衣裳。
我和妈妈、姐姐曾经寄居的白房子已被邻居用来堆放杂物。房子年老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我站在窗前，踮起脚尖往里张望，依稀恍惚仿佛走进另一股时光隧道：妈妈正在教我和姐姐唱戏，年轻的我们微蹙双眉、眼里浮动泪花，用足劲学妈妈的唱腔和表情;从妈妈嘴里发出的戏文略带凄凉，它像一缕轻烟，正颤颤悠悠飘出窗外，浮动在老街上空，也浮荡进居民的梦境深处。
那个寻访旧址的金秋之日是温暖的、令人感动的。告别时，众人依依不舍，一再邀请妈妈下次再来，妈妈开心地点头应诺，和每个人拥抱着说再见;她坐进出租车，探出身子对他们挥手，伸出去的手臂在空中长久地挥舞。我说，好了，妈妈，他们已经看不见了。妈妈不语，眼睛出神地凝视着窗外，我知道她又深陷进往事的回忆中了。
妈妈是在文革中离开舞台的，那年三十岁不到，剧团解散了，她被下放到机械厂的维修车间做工人;那双曾经倾倒无数戏迷的兰花指，就此整天和油腻冰冷的机器打交道。两年后，父亲英年早逝，她的手又出工伤事故??????
妈妈这辈子吃了很多苦，我每听外婆提起会心酸流泪，可妈妈从不抱怨，总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不断挑战自己：文革后，艺术的春天全面复苏，妈妈也被调入市文化馆，但因为右手食指残疾不能再上舞台，便转战幕后，悉心辅导基层业余骨干和艺术新秀;同时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排演了三十几部故事小品，这些小品屡次在省、市比赛中斩获大奖。秋鹏和寒晓两位文友曾是妈妈当年组织的新故事笔会成员，得知妈妈生病，特意前来探望。
我十八岁以前一心想考剧团，却在这条路上四处碰壁。现在回过头看，我对戏剧的热爱，多少是有点冲那层闪耀的光环而去。说到底，我和妈妈不一样: 妈妈心灵本身充满音乐和唱词，离开它们，生命会变得苍白。我呢，当我把全身心的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上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妈妈对她专业的热爱和奉献。是妈妈在我最苦闷的青春岁月，鼓励我拿起笔创作;鼓励我静下心来 “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参加的第一个笔会是由妈妈策划的太 ?笔会。也是在那次笔会，我认识了一众文友，并和他们一见如故。后来，我们为事业和生存各奔东西，那时恐怕谁都没想到一别会是三十年吧?我们在寒晓的“密室” 里感怀，妈妈跟着一起聊到凌晨。她思路清晰、记忆生动，提起笔会一些人或事的细节，引发出阵阵欢乐的笑声，那一瞬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接下来数日，每一天，我们都把它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般珍惜着，恨不能连妈妈呼吸过的空气也一并珍藏起来。妈妈对我们发出的任何提议都欣然应允，她的身体和精神以神一般的速度恢复起来，复诊时病状维持原样，没进一步恶化。当时预言妈妈只有3到6个月的医生深感不可思议，觉得妈妈很有可能创下奇迹，实现带瘤生存的梦想。
复诊结果给予我和姐姐极大鼓舞，我们一致认为是乐观的情绪起了关键性作用，决定对妈妈继续封锁病情，继续用食疗和中药助她康复。就这样，半年过去，妈妈体重增加，脸色红润，又开始健步如飞了。她积极报名参加老年文体活动和旅游项目：安微、江西等名胜古迹都留下她容光焕发的身姿，我一颗吊着的心这才渐渐放下，将思想集中到新一轮的创作中去。
2018年秋，我接到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和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作家到访计划” 邀请，入驻计划为期一个月。时间有些长，但考虑离家近，可以顺道探望妈妈，又可以和学院的作家老师们近距离交流，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妈妈听到消息非常开心，一再嘱咐我好好珍惜这次机会，把工作做好。那时，乐观的我怎么可能想到，命运让我这个时候回国，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安排呢?
报到前我先回家住一个晚上，妈妈替我准备好干净床铺，床头边，放着两本我最喜欢的作家的新书。她开心地说：“看看，这本还有签名，我排了老长的队才等到的呢。” 妈妈喜欢给我买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每看到一本好书，会帮我买了收好;每次回国，我们母女的头等大事是去书店买书。记得有次在新华书店，我们挑了好多折价书，各捧一大堆，兴高采烈出来，却遭到一年轻女孩奚落：“有病吧?买这么多书。” 女孩一句“有病”让我们乐半天，也感慨半天。
我手里捧着妈妈好不容易为我得到的新书，扉页上，是我文学偶像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换作平时肯定会开心尖叫;可不知为何，想起女孩那句“有病，” 想起妈妈拖着病痛的身体为我排队等候，只因为我说过喜欢这个作家的书，心里便酸酸的想哭。我没敢和妈妈对视，迅速转过身，抹掉了溢出眼眶的泪。
手机发出一阵阵信息提示：新加入的两个作家群，因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变得热闹纷呈：来自学院老师的仪式开启预告、以及作家朋友的热情问候等，一波接着一波，充斥屏幕。我被群里的热情传染，第二天一早匆匆和妈妈告别了。妈妈送我到楼下时说：“不要牵挂家里，不要总想着回家。我很好。你放心去吧。” 妈妈站在晨光里朝我挥了挥手。
那个上午，我坐在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回首对文学始终不变的信仰和坚持，以及一路走来家人的包容、理解和支持，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日天涯》200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出版，在后记里，我提到妈妈在美国帮我带孩子的种种艰辛和付出。这么多年，为让我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写作，妈妈随叫随到，尽所有努力帮我带孩子料理家务，免除我后顾之忧。除此，妈妈还是我的铁杆“闺蜜” 和忠实“粉丝”，她分享着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我写作事业上的成功和挫败。我每发一篇文章，她都当宝贝般收好。所有关于我的一切：大到一本书、一本杂志，小到一行我随手写下的文字，或一个我早遗忘的地址等，都被她如数家珍般藏着。九十年代末我还没有学会电脑打字，小说都是手写在练习薄上寄回国，然后再由妈妈抄写到方格稿纸上，代我寄往各杂志社。2017年我在家那段日子，整理她抽屉时，看到那些被编辑退回的稿件，回想妈妈抄写稿件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唉，妈妈呀。我的眼眶又湿润了。我将脸贴在窗玻璃上，窗外阳光灿烂，在那些浮动的光和影之间，妈妈的脸忽隐忽现：她眼神疲惫，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不过，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被接下来新鲜精彩的喧哗淹没了。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主办方安排先去徐州等地采风。我每天给妈妈发照片，跟她分享美景美食的同时也分享我收获的友谊。时间在快乐中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采风最后一站：苏州吴江的蚕丝之乡震泽。
最早知道震泽，是通过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句。“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棹缫车。” 他在一千多年以前，就以此诗形象地描绘了震泽桑蚕人家日出劳作的场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古镇，很快被它“丝” 情浓郁的魅力吸引。姐姐来电话时，我们正在丝绸博物馆参观。 我兴致盎然地坐在一台古朴的木头绣花架前，模仿刺绣动作;文友举起手机，极有耐心地替我寻找最佳摄影角度，就在那时，手机响了。
姐姐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快回来吧，妈恐怕不行了。” 我紧紧捏着手机，怎么可能?昨天才和妈通话，她还说准备给老年吟诵班写个小品。怎么会?姐姐后来又说些什么我一句没听进。自从妈妈被诊断癌症晚期，我和姐姐每天如履薄冰，来自妈妈的任何一点健康都让我们欣喜万分。妈妈的身体也恢复神速，几乎和常人无疑。是不是我们高兴得太早?其实病魔从未远离，一直蹲伏在黑暗中伺机出击，终于，它战胜了我们，要把妈妈从我们身边夺走了?
我浑身发抖，两耳嗡嗡直响，脑袋不断回响那句：“妈恐怕不行了。 妈恐怕不行了。” 我脚步错乱，慌不择路，在博物馆盲目寻找出口。陪同参观的曹老师和省作协的清越老师得知我情况后，支持我尽快赶回。她们在网上浏览车次，最快有下午4点的票，但要从苏州出发;接着又四处联系能送我去苏州站的司机。
从震泽到苏州开车需一个多小时，出发时已经2点30分，可以说是卡着时间分分秒秒不能耽搁。车子一路飞驰，快进苏州时，却被堵在半道。送我去车站的师傅非常着急，不时通过手机查看路况，得一空隙便将车开得飞快。终于，我们提前十分钟抵达车站，他又帮我提行李，送我到入口处，一再叫我路上小心。“谢谢，谢谢。”我喃喃说着，就此匆匆告别震泽，告别了这些给我帮助和安慰的老师和朋友们。
傍晚，我风尘仆仆赶回，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一颗心在胸腔内慌乱地跳动，同时又怀抱一丝希望，但愿这一切是虚惊一场，妈妈不会有事的，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说要写小品呢。一定是姐姐虚张声势，或者是妈妈想我了，和姐姐一块合伙骗我回来?
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又急又怕，冲进病房，被妈妈枯槁的形容吓坏了：才两个星期不见，妈妈仿佛换了个人，她直僵僵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双颊深陷，身上、鼻子里插着各种抢救用的管子;床头边一架测量血压和心脏的仪器，不时发出令人揪心的报警声。我使劲咬自己嘴唇，怀疑这是一场噩梦。我将求救的目光转向姐姐，姐姐已经哭得双眼红肿，后来告诉我说，妈妈跟我通完电话精神还很好，晚上突然高烧不止，接着所有癌症晚期症状：黄疸、腹水、胆管堵塞、疼痛等一夜爆发。我来前刚做胆管支架手术。“有人做完支架还能再活十年呢。” 姐姐最后一句话又给我希望。我扑倒在妈妈床前，不停地揉搓着她冰冷的双手，安慰她说：“妈妈，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就是一个小手术，不过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妈妈在我的哭泣声中缓缓睁开眼，声音微弱地问：“你怎么回来了?那边会议结束了?” 接着，责怪姐姐不应该告诉我、影响我工作。看到我，妈妈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眼里又燃起生的渴望。接下来两天，妈妈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稍有好转便催我返回南京：“你快回去，别担心我，一个小手术，很快就能出院的。”
是的，胆管支架是一个只需十分钟的小手术，幸运的话，预后情况良好， 还能多活几年。我们幻想着妈妈还会像2017年那样，手术后休养一段时间，又能够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健步如飞。可是，医生的一纸病危通知撕碎所有幻想：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癌细胞已全面扩散，正在疯狂反扑。支架放进去一个星期没到又全部堵死，接着再做一个支架，然后穿刺??????
妈妈再也没能走出医院。她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受折磨的三个月，于2019年1月14号凌晨1点离世。这个时间应该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时刻吧，我和姐姐守在她身边，仿佛回到小时候，我们母女仨围坐在一起，听她讲年轻时那点点滴滴的往事。
妈妈去世后的一个月，美国这边下了场大雪。妈妈种植沟边的六棵小松树，最后只存活一棵，它正像守卫的战士般，傲然屹立在风雪中，替妈妈站岗，帮我们看家护园。
雪绵绵密密下着，我躺在沙发上，耳边回荡着妈妈那天种植松树时说的话，手里捧着装满妈妈剧照的饼干盒子，一张张翻看，泪水干了又湿。 自从妈妈去世，白天黑夜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梦见她。这个午后，妈妈又来看我了：她身穿一袭白底印花的上海旗袍，腰边系一条白色丝绸手帕;头发烫成长波浪形状，鬓边还插着一朵白兰花，我看呆了，妈妈好像是从旧照片里走了出来。她朝我笑了笑，像以往一样说出去散会步，很快回来。妈妈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白兰花香气出门了。
妈妈喜欢散步，因为散步，认识好几位来美国帮带孩子中国老人，偶尔，被朋友请回家小坐，回来时胳膊上便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些新鲜菜蔬。我好像又看见她从塑料袋取出两只鲜红的番茄或一条嫩绿的黄瓜，献宝似地送到我面前。
可是这天，我在梦里望眼欲穿也等不见她回家的身影。我站在窗前怅望，听着一个声音说：妈妈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声音直击内心，瞬间崩溃泪流：我，原来已经是一个没有妈妈的人了。(王琰)
写于2019年清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