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之初，丁帆教授只是单纯对身受病痛的患者抱着同情心，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不断出现的各种现象各种声音强烈冲击着他，促使他不断思考，“试图从三个类型的人群当中，包括我在内的职业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通人和官员，寻觅人性的选择动机和表现出来的善与恶。”
读品：据您所知，您在南京住的地方或者附近现在有没有感染者？
丁帆：自1月20日从云南出差回宁后，一直在南大和园小区猫着，直到今天，我们小区尚未发现传染病例。“躲进小楼成一统”，却非“管他冬夏与春秋”。我的手机一度显示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八个多小时。一开始，我与大家一样，整天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各种渠道发布的信息实时地追踪，收集各种情报进行分析讨论，和一群文友和学生讨论疫情，以及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精神创伤。
读品：对您个人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丁帆：我想，这次疫情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我意识到此前高估了人性的底线，意识到整个国民思想的混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起先，疫情发作时我们是抱着对病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次灾难的；后来发现疫情并非像“非典”那样简单，在“国家重大灾难”面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开始思考在灾难面前的人性表现了。我试图从三个类型的人群（包括我在内的职业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通人和官员）当中寻觅人性的选择动机和表现出来的善与恶。大灾大难往往就是展示人性光辉和人性丑恶的试金石。
《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
丁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品：您有熟悉的朋友在武汉或湖北吗？他或者他们的情况怎样？
丁帆：武汉当然有我许许多多的朋友啦，方方、刘醒龙、何锡章、陈国恩、涂险峰、胡亚敏、王又平、周晓明、方长安、晓苏…….还有老一辈的王先霈、陈美兰，以及故去的陆耀东、黄曼君等。尤其是方方，我们有着二十多年的交往，她从小就在南京长大的，其叔祖父就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汪辟疆先生。武汉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学术交流之地，一次是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演讲“现代文学的启蒙意识”，一次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名家讲坛演讲“知识分子的良知”（后结集出版为《知识分子的幽灵》），也正好成为我思考这次灾难的一个思想起源。武汉的朋友们现在都很好。方方每天刊出她的日记来。
读品：您关注疫情新闻报道吗？最关注哪一类的疫情新闻报道？
丁帆：我关注的是中国和世界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和报道，作为对一个事物的准确判断，只有建立在对各种各样情报的分析之中，在无数个参照系之中，才能比较客观地接近事物的原貌。
读品：最近很多媒体给大家推荐了疫情期间的书单，有推荐了《呐喊》。您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您觉得这个时候读鲁迅的意义何在？
丁帆：我觉得现在推荐鲁迅的《呐喊》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唤醒多少蒙昧的人呢？不看的仍然不看，看不懂的仍然看不懂，我们都教了七八十年的鲁迅了，究竟唤醒了多少人呢？
读品：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如果现在请您推荐，会推荐什么书或者影视作品给大家？
丁帆：如果让我推荐文学作品的话，那些外国的有关灾难的作品就不推荐了，像加缪、昆德拉的作品更不易看懂了，还不如去看当今中国销量最大的作品《活着》，我曾经说过《活着》不但活在历史之中，同时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更是活在未来之中。这不，这次灾疫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当然，也不妨读读托比·利特的小说《阴魂》，用乔安尼·布里斯克的话来说：“《阴魂》成功描绘了亲人亡故将如何影响现实生活，死者可以摧毁生者。利特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这种光芒穿透了这本迷雾重重的书。”布里斯克所说的“新的美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罢，也许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人生观吧，除了面对死亡，我们还有生活和远方。比起在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同胞，尤其是那些不幸逝去的手足来，我们毕竟是幸运的。另外，我建议读一读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其笔法比较文学化，通俗易懂。
读品：灾难发生后，有一些作家和学者通过网络发声，比如方方。对于此，您有什么思考？
丁帆：我与许多文友都有许许多多的讨论，除了疫情外，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由此而引发的一场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话题，这才是难以消除的心理病毒，需要长期的治疗。
读品：您最近手头在写什么吗，具体是什么内容？
丁帆：除了讨论疫情，我从2月8号起，恢复了写作，在这之前无法进入正常的思维状态。现在除了写论文，指导博士论文外，还写一些散文随笔。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