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心灵的植物
王黎明
早年读《诗经》、《楚辞》、《古诗源》，不谙世事，看到的不是爱情，也不是悲愤，而是从未见过的野生植物。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里的人们生活在神奇而美妙的大自然里，飞土，逐肉，断竹，续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桃花源里好耕田……渔歌唱晚，香草美人，高山流水，携琴访友……多么令人羡慕啊!
后来读文学史，课本上总是把古典文学说的那样沉重，很多章节停留在对历史事件、掌故轶事的讲解上，诸如屈原投江殉难，曹植七步吟绝句，陶令辞官归隐……我们已习惯了用今天的意识形态观念来看待古诗。当然，现实因素的确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诗人，并使他们的作品显得格外重要。包括后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等，都有过遭受排挤、冷落甚至流放的经历。因为有一颗诗人的心灵，所以他们的遭遇显得异常悲壮。
古代诗人的胸襟和情趣，总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过去人们总以为，他们一旦官场失意、政治理想破灭，才寄情山水，放浪江河，其实这是误解。不可否认，古代文人普遍具有“济苍生”的社会责任感，“诗言志”无疑是一种文化传统。但是，同样面对仕途，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做出选择，诗人与一般文人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诗人的悲剧。
自从诗人这一角色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对这一身份就具有了明确的指认。我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孔子、苏格拉底、庄子、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不是诗人，而荷马、屈原、但丁、李白才是?一个诗人可以成为智者，一个智者却不一定成为诗人或艺术家，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大多数诗人在现实社会难以找到立足之地，而在大自然中却是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为诗人是自然之子，是人类的儿童。
《诗经》中没有诗人的名字，那是大自然在人类心灵中创造的诗篇，是汉语精神的伊甸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风·秦风》)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诗歌是心灵的植物。
从本质上说，诗歌语言是维持文学生态平衡的植被。在荒凉的年代，诗歌是庇护梦想的绿荫。现实生活一旦失去这片绿荫，意识形态话语就变成了任意扭曲、改变和强加与人的粗暴的工具，比如文革中的大字报语言，比如现在不伦不类的流行歌词、广告语等等。从文言文到现代口语，汉语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水土流失”和“物种灭绝”。比如混杂着各种方言的口音是很美的，只有一种腔调的普通话就显得枯燥、矫情。在公文化、程式化的官方话语和夹杂译文的书面文体中，古典汉语神秘的奥义则变得支离破碎。诗歌语言的衰败，已经危及到整个人文生态。从自然到文学，一个荒漠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
从生态学的角度诠释历史，人事实上是生物群的一员。按布罗茨基的说法，“人首先是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文明的起源，首先来自于自然和心灵。人类从开始学会结绳记事、使用工具、判断方位起，一切科学技术仍没有超出生产力的范畴。惟有诗歌，不是用手脚和大脑制造的。诗歌不是智力的积累，而是心灵的发现。
一位名叫弗里德曼的儿童，在犹太人隔离区里写道：
蝴蝶啊!蝴蝶，最后的蝴蝶，
飞去吧!这里无法生存，
这里是人造的栅栏。
一个没有诗性的世界必然毫无生机没有想象力的宇宙空间会令人恐怖没有情感的生活无异于置身在荒凉的沙漠。奥斯维辛之后，诗歌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任何强权和暴政所扼杀不了的。在人性最黑暗的地方，这颗幼小的心灵，为人类未泯的良知保存了微茫的希望。
诗人不是最后的幸存者，但诗歌可以成为不屈灵魂的见证。甚至在长岛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之上，仍可以看见“《源氏物语》中的主人翁光源呼唤天空飞翔的大雁，要它寻找梦中无法相逢的亡灵的去向。”(大江健三郎：《答谢辞》)
心灵的本质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心灵的荒芜必然对应着大自然的荒凉和毁灭。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的掠夺、开采，比战争更可怕。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暴力和野蛮的行径，往往是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的。整个20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工业文明的厌倦，叶赛宁、T·S·艾略特、弗罗斯特、奥克塔维奥·帕斯、西穆斯·希内……他们无不渴望在物化的现实中，找到自然人的本性。“正是这种本性，教会他在现世的欲望中发现不朽的心境，在萎缩的野心中发现不朽的希望，在性爱的激情中发现神圣的爱情。”(W·B·叶芝《心境》)
诗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望，赞美诗只有从教堂里才能听到。1991年11月的一天，前苏联女诗人尤·德鲁宁娜突然自杀身亡。这位参加过卫国战争，曾写下“我只见过一次白刃格斗”的女战士，绝望地“离开人生，离开战场……”。她在乡间别墅的小路上用煤气自杀后，留下了令人震惊的遗言：
“我何以撒手人寰?我以为像我这样不健全的人，要在这个可怕的、为铁腕的钻营者建立的火药味十足的超额世界里偷生，就要有一个坚固的避风港。何况我已丧失了两个主要的‘拐杖’对克里米亚森林偏执的爱和‘写作’的要求。这样的人最好在身体没有完全垮掉、精神没有完全老化萎顿时就听其自便地死去。当然自杀的罪愆念头是折磨人的，尽管我不是清教徒。不过假如真有上帝，他也会理解我的……”
我在这里引用德鲁宁娜的这段话，是因为她和以往那些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有所不同。诗人自杀屡见不鲜，有的“舍身取义”，有的无法忍受迫害，有的内心疯狂、精神失常……而她却是因为清醒和理智因为失去了两根支撑她活下去的“拐杖”对人类精神的的信赖和对大自然的依靠。
然而，有一种声音虽然微弱，但却胜过任何群体的呐喊。一位诗人说过：自由是没有国界的，白云是世界公民!
记得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年过古稀的长者朗诵起这样一首：
春天来临之前，有这样的时光：厚厚的积雪下面，牧场在养息，鸟儿在枯枝上戏耍、吵闹。温柔的风儿，柔韧有力，身躯为自己的轻盈感到惊奇，连自己的家也不能认出。过去唱腻的歌儿，现在又像新歌激动地唱起。
当时，我感到一股新鲜的活力，从老人沙哑的嗓音里传递出来，仿佛泉水涌出大地深处，古老的森林透出春天的气息。哪里有这样的歌声，那里的诗人就会在春风中苏醒……
王黎明，1963年2月出生，山东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参加诗刊社1988年第8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届全国中年作家高研班。著有诗集《贝壳说》、《醒自每个早晨》及散文随笔集《滴水之声》等多部。诗歌《照耀》入选《北京文学》“1999-2000年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散文《寂静》入选九年制初中新课标读本。诗集《贝壳说》获山东省第一届齐鲁文学奖。2013年6月出席以色列第14届“尼桑国际诗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