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扁担上的秀山
在我湖北恩施老家有一首《桑木扁担软溜溜》的民歌，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桑木扁担软溜溜，我挑担茶叶下苏州。无独有偶，今年在重庆秀山采风得知，秀山也有一首类似的民歌，比恩施这首传唱度更广，也更为火爆。这首民歌的名字叫《黄杨扁担软溜溜》，其开头的歌词与《桑木扁担软溜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黄杨扁担软溜溜，我挑担白米下柳州”。细心之人一定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下柳州，一个是下苏州，一个挑的茶叶，一个挑的白米。也就是说，无非就是挑的东西和去的地方不同而已。
一担白米要挑到几百公里外的柳州去卖，莫不是疯了？一担茶叶要挑到苏州，那就疯得更离谱了。用恩施谚语，这不是豆腐捧成了肉价钱？很显然，这里运用到了文学的手段——“白米”和“茶叶”不过是表达情感的道具而已。而“下”体现的，则是身体的轻松和心情的欢悦。至于肩上挑的“内容”，无论是白米、茶叶，还是山货或者其他，只要是当地土特产的形象代表皆可。
其实，秀山不仅盛产白花花的大米，还盛产茶叶，更有不少药材，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山银花等等。但若将时代往前推移几十年，在武陵山区，有一口白大米吃，无疑令无数人羡慕与向往之至。在我生活的恩施山区，尤其是二高山以上的地方，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红苕洋芋苞谷面饭。透过大米能作为秀山出产形象代表的表象，我们不难判断出此地的大致地貌，定与其他山区有着较大差别。
秀山以县西一百八十里的高秀山为名，境内并非以山出圈。两万多平方公里的秀山，平坝、丘陵和山地各占三分之一。这种地貌在武陵山区，可以说是独享一档的存在，更是物产丰富的代名词。有山有水有丘陵，天旱有平地，天涝有山地，还有丘陵地带的加持。人勤地不懒，一年四季，吃穿不愁，也就属于情理之中了。据说1939年，国民政府还曾批准以川、黔、湘、鄂4省边区48个县，设置“青江省”并以秀山县城为省会的方案，后因解放战争而停止。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83年，秀山正式成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马斯洛定理说，人解决了吃穿问题之后，必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秀山人觉得若将盈余的大米，挑出去或卖钱，或换回自己需要的物品。于是，他们用那根平时干农活的软溜溜的黄杨木扁担，将白花花的大米挑起来，开始下“柳州”了。他们真的去了柳州吗？当然没有。“柳州”不过是个诗与远方，遥远而美好的代名词而已。就像恩施人挑着茶叶下苏州一样，实际上也就是挑到附近的集镇，或是更远的县城售卖，买回自己想要的各种小商品。比如，针头线脑、柴米油盐，各种布匹等等。这个卖与买的过程中，实际上还蕴含着许多农活之外的东西，比如那美好的爱情，也极有可能随这软溜溜的扁担，一并给挑了回来。我们不烦看看《黄杨扁担软溜溜》里面歌词的重点：人说柳州的姑娘好；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大姐梳一个盘龙髻；二姐梳一个插花纽；只有三姐梳得巧；梳一个狮子滚绣球......
黄杨扁担挑出去的是一担大米，换回来的是两箩筐爱情。这实际上就是当年秀山人日常生活的剪影，也是追求生活多元化的真实写照。而《黄杨扁担》之所以一问世就能风靡整个武陵地区，甚至抵达更广的地方，其核心魅力就在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通过这首节奏欢快的民歌，最真实最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对于《黄杨扁担》的创作者而言，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成功出圈，但他们根本不曾想到某一天，也会“遭遇”一些幸福的烦恼。2000年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综合素质环节上，著名音乐家徐沛东将《黄杨扁担》的归属地误判给了四川，从而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归属地纷争。众所周知，重庆在1997年前属四川管辖，分离出来后的那些年，人们潜意识里依然还沉浸在此前的属地管辖之中，完全可以理解。其次，关于《黄杨扁担》的具体归属地倒是毫无任何争议，毕竟其诞生至今也不过几十年而已，况且其起源地秀山县白粉墙村，至今都保持着它原始的样子，如同书中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个纯朴的边城。
创作者更不曾想到，“柳州”这个地名也居然能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当然源自于《黄杨扁担》的火爆出圈。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但凡能蹭到流量，谁不想分到几杯美羹？不少人认为，一担白米不可能挑到几百公里外的柳州，酉州离秀山那么近，再且，柳州与酉州音近，一定是在传播的时候出现了误差。在我看来，这种争议简直就是无厘头，与网上那些喷子有何区别？他们哪里懂得“柳州”仅仅就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借壳而已。也可以是一种借指，或者借代，并无明确所指。比如恩施民歌《桑木扁担》里，就将茶叶挑到了苏州，甚至还有当年红歌异常火爆的年代，还将“苏州”改为了“北京”。
倒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关于《桑木扁担》的原产地，除了恩施之外，还有湖南的桑植，重庆的酉阳等地，均将这首歌列为他们当地的民歌，歌词也有小小的变化，基本上属于换汤不换药的那种。也许是这首歌的确无法界定其精准的原产地，大家都属于武陵山区，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只不过行政地理上的划分，人为地造成“你争我夺”的现象而已。
这个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实际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地宣传的重要性。一座城市的IP，其实就是宣传定位的精准与否，是否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能否让人记得住，传得开，通过流量来产生最直观的经济效益。
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标志性形象。这个形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重大历史事件，还可以是一本书，一首歌曲，一座山川或者一条河流。比如，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莫言之于山东高密，贾平凹之于陕西商州。比如恩施大峡谷之于恩施，张家界之于张家界市。等等。如果有人问，谈到秀山，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有人会想到《边城》原型地、秀山花灯、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第一站等等，而我的回答无疑是黄杨扁担。
我们在秀山采风期间住宿在一家当地很好的酒店，宿舍里面就有一本薄薄的《中国散文学会“散文名家秀山行”接待指南》，其封面有两个宣传点：书中边城，黄杨扁担的故乡，其封底则为：书中边城，画里秀山，而中间的主要宣传内容则从“人文之城”“山水之城”“现代之城”“活力之城”四个方面概括之。很显然，当地政府在如何定位秀山这座城市IP时，还在沈从文的《边城》和民歌《黄杨扁担》之间徘徊。如果单从“书中边城，画里秀山”来看，朗朗上口，无疑便于传颂。可要放弃黄杨扁担这条不小的鱼，却终究心有不甘。一个是沾大文豪沈从文先生的光，一个则是本地诞生的优秀民歌，二者难以取舍，便有了上述犯难之尴尬。
在我看来，秀山的整个版图也的确神似一条扁担，北部挑着湖北，南部挑着贵州。事实上，秀山县境内有渝怀铁路、秀松高速纵贯南北，渝湘高速横穿东西，国道319、326线在县城相接，周边180公里内有4个机场可用，表面上看是两条扁担，实际上就是黄杨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时，划过的那道180度的虚线而已。从1983年成立自治县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秀山这条扁担早已成为一个形象化的符号，从一米多长延伸至东西南北皆可抵达的生命寓意。
一条扁担要成其为真正的扁担，其前提条件是箩筐里一定得有很好的载体。半个多世纪前，秀山这个箩筐里，除了大米，还可以是茶叶、药材、油茶、山货。同样是一条扁担，我却用它挑过太多生活的苦和重，比如水、稀粪，唯独没有粮食。粮食我们要用背篓、背架子，甚至花筐——挑起生活的担子，背起生活的负重。循环往复的肩挑背磨，最终没能换回生命的甘甜。同属武陵山区，我老家与秀山却有着天然的差别。我曾生活过二十多年的鲍坪，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丘陵，更没有平地。要想在如此环境下，日子过得稍稍有些滋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我老家恩施州的建始县，同样也有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民歌《黄四姐》，和秀山《黄杨扁担》里呈现出的场景刚好完全相反。那个从远方过来的货郎担，就像秀山人挑着白米下柳州，将远方的姑娘给挑了回家。建始与秀山的距离不过秀山到柳州的一半，《黄四姐》里那个货郎担是不是就来自秀山？这首民歌的诞生时间，刚好与《黄杨扁担》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时代发展到如今的新时代，秀山人早就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作为曾经挑回了幸福美满生活的那条黄杨扁担，早就藏存于历史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幢幢高楼大厦，一台台现代化的机器，一条条生产流水线，一所所公办、民办学校，在秀山的大地上竞相开放，就像他们的花灯戏那样，不仅熠熠生辉，更是耀眼夺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秀山人和秀山意外的向她靠拢。
有资料显示，在当下山区劳动力不断外流的普遍情况下，秀山的常住人口不减反增，2022年秀山不到五十万人，2024年则到了将近七十万人。这十几万人中，有不少来自秀山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随着当地政府“秀才回家”战略计划的持续实施，这个数字未来还会再创新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唱着“乡村振兴”之歌，离开了“人”这个核心问题，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很显然，秀山人又一次高度自觉地承担起了肩上所应负起的责任。
秀山人的肩，还是那双肩，扁担也还是那条黄杨木扁担。只不过他们深深懂得，时代在不断前进，观念在不断更新，肩上的担子，也从从前较为单一的大白米，换成了如今丰富的内容了。这肩，是科技，是教育，是创新，是人才。他们凭借着这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水，正在将这座有着“小成都”美誉的城市，建成一座开放包容的现代之城，一座产业兴旺的活力之城。
一条扁担，始于“软溜溜”的黄杨木，经过数十年的砥砺，愈发显现出坚硬的质地，承载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硬是挑起了一座叫做秀山的山水之城。
另一条扁担上的重庆
相信不少来到渝中的外地朋友，尤其像我这种身份的，一定会对湖广会馆颇感兴趣。
怎么说呢？青少年时代的我，一直生活在武陵山区一个叫鲍坪的小地方，那里的天空异常灰暗，视线所及处，除了山还是山，我心满是迷惘，根本看不到远方的道路，甚至方向。
时间要回到三十多年前，一位叫邓小平的伟人在南中国海边画了一个圈，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出了曾经挑水担柴的桑木扁担，挑起棉被、鸡蛋和腊肉，以及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踏上了那条重复走过无数次的小路，不断辗转，最后来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沿海这座城市。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三十多年来，我在这座城市里，从水泥搬运工做起，先后还做过下水道承包、仓管、交通设施、行业内刊等等，并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的我。三十多年来，我就像一棵树苗，不仅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而且长成了一棵大抵称得上枝繁叶茂的树。三十多年来，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无数个“他”和“他们”像我一样，也不断在他乡和故乡之间来回丈量，直至最终将他乡变成了故乡。
数据显示，1993年广东省的人口总数不到七千万人，2023年则达到了惊人的1.27亿人。三十年间，常住人口净增了五千多万人，相当于如今湖北省人口的总数。这一耀眼的数据，总让我在有意无意间会想起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迁徙运动，尤其是发生在三百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湖广填四川”大迁徙。它们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却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我故乡恩施州虽属湖北，却处于和四川（1997年后属于重庆辖区）交界处，是巴文化发祥地，同时，也是巴蜀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文化、饮食、语言、风俗以及社会学等多角度来考量，恩施都与重庆有着极高的关联度。青少年时代，就曾听说过我们那一带当年“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中，就有不少江汉平原一带或是湖南等地进入重庆的途中，因各种原因就在二高山或者老高山定居了下来的。他们也因语言与本地土著差异较大，而被称之为“搬家子”，亦即从外面搬迁入住者。比如母亲的先祖，据说就是那时候从湖南某地搬迁而来的。
那时也曾听老辈子们说过“湖广填四川”的一些细枝末节，不承想若干年过去后，自己居然与之产生了关联，甚至成为这个大时代大迁徙背景下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如今准确的说法还要加上“重庆”，主要是指发生在清康熙前后的国内移民大潮事件。放宽时间跨度的话，应该是从顺治时代，一直绵延到同治年间，时间跨度长达200多年，移民总人数也达到了300万人左右。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和各种天灾人祸后的四川省仅余9万余人，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形容当时的四川，一点都不为过。为此，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于是，在当时大清的版图上，便有了长龙一般的迁徙队伍，他们从四面八方集结，最后汇成了三支迁往四川的大军。一条自北向南入，主要指原籍为四川以北的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一条从东向西入，主要指原籍为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江浙等省的移民迁移；另一条则自南而北入，主要指原籍为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移民迁移。
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入川者，大约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先后抵达了四川各地。当然，这不包括在路途中各种意外的遭遇。比如，疾病、暴风雪、盘缠等等。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幅颇为悲壮的画面：他们用一条条扁担，挑上最简单的锅碗瓢盆和为数不多的粮食，携老扶幼，面容槁枯，衣着褴褛，迈着蹒跚步履，不断翻越座座高山，不断趟过条条溪水，在遥遥征途上，艰难而又缓慢地向前移动，一步一步迈向那个未知的远方。
入川的道路原本就异常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就使得肩上的家当更为沉重。一条扁担，要在崎岖艰险而又极其漫长的山路上，千万次重复着换肩，将其磨砺成厚厚的肉茧，承受来自扁担两头重量下压带来的疼痛。而最终能抵达那片神秘土地者，莫不历经了各种死里逃生和生命的彻底大反转。从原乡到四川，从原乡到重庆，是一条条布满了各种陷阱，和充满着太多不确定因素的道路。这条路弯曲、陡峭、险峻，这条路是一条通向太多未知，却又有着太大魔力感召的道路，吸引着那些肩负改变家族使命的人，吸引着那些胸怀另类诗与远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
这条路，究竟要走多远，究竟要发生多少悲壮的故事，究竟要演绎多少悲欢离合，至今仍然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传说。最后的结局，已然向我们昭示出，这是一条条扁担，这是一双双肩膀，最终承载起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这边厢他们刚刚卸下肩上沉重的担子，那边厢立马就开始投入到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同样还是那条扁担，他们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又开始承担起与新一轮命运博弈的担子。
今天，我就站在渝中湖广会馆门前，仰视着这座承载着太多历史的活着的博物馆，我想说：重庆就是一条扁担挑出来的城市，一点都不为过。
这条扁担，如今就放在重庆湖广会馆的陈列室内。透过这条扁担，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触摸到三百多年前祖先们的血脉和心跳，我们可以感触到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祖国大地上，左肩挑着个人和家族的使命，右肩担着家国和历史的命运，在数千里的战线上长途跋涉，在那片魔幻般的土地上开天辟地，直至最终在他乡化茧成蝶。
三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无非一个瞬间，却历经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十多位皇帝，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而瞬间坍塌。从此，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了民主共和的道路，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我正是在这波改开的潮流中，来到了最前沿的广东地区。我虽非这波潮流中的先驱，亦非潮流裹挟者，但绝对是一个终生受益者。我辈所谓的拓荒，站在三百年前先辈们面前，实则须仰视才能见之。上个世纪的1990年代，南下的大潮刚刚发端，那时也刚好处于我青春的骚动期，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理想，更带着父辈们的期许，我先是去了北京作为短暂的过渡，尔后便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今天这座城市。
至今我也忘不了1993年农历正月十六，刚过完元宵节，我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县城开往宜昌的班车。天还未亮，母亲便早早起身为我准备着一路上的吃喝。一大包鸡蛋，几截上好的腊肉，还有各种零食和棉被、衣物，被包裹成两个大大的包裹。父亲找出那条用过多年的桑木扁担，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安全，尽量少和陌生人搭讪。我挑着那担沉重的包裹，在父母满是担忧和期待的眼神里启程了。
在宜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我才非常清晰而具体地感受到，那真是一个桎梏太久而极度向往着新生活气息的时代。无论是广场还是候车室，都是各种大包小包和黑压压的人流，将偌大的空间压缩得格外窒息，就连过道都格外逼仄。尤其当播音室传来准备上车的提示后，人流疯狂一般地涌向上车的方向。他们就像无头苍蝇一般，起先在偌大的广场上狂奔，然后迅速聚集成一条条冲击力更为猛烈的洪流，拼命涌向上车的窄小入口。我显然被眼前这种阵势冲击得惊慌失措。我二十多年间见过所有人的总和，恐怕也没法与眼前的人流相比。
当我被强大的人流裹挟着挤进车厢时，这才发现，肩上的扁担，还有一个包裹早被彻底淹没。
我当然知道，那条伴随我多年的扁担，到了京城定然是毫无任何用处，还有母亲为我准备的鸡蛋和腊肉，也永远留在了宜昌火车站广场的某个位置。
从此，那条扁担就留在了我心底。
后来，我在北京只做了三个月的架子工，就在先我抵达广东的朋友的邀约下，于1993年5月南下，来到了如今这座城市——中山。
那时的中山，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打桩机的声音几乎响遍着城市周边的每一个角落。一根根细长的水泥桩，就像一支支巨大的注射器，将整座城市的兴奋注入大地的肌体。随之而来，一幢幢高楼就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冲向云霄。而那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打工人流，就像牵线一般，带着各自的乡音，不断涌入这座城市，使得整个城市沸腾起来。
电子厂、玩具厂、制衣厂、手袋厂、鞋厂等各种各样的工厂门前，聚集了无数打工仔打工妹。他们的眼神里写满了欣喜和渴望。他们的青春就要从这些无数的工厂里正式起航。
也就是在这里，无数的“我”和“我们”，在一条条流水线上，用一颗颗螺丝，一个个元件，一块块布料，无数的叠加，不尽的重复，最终将南中国一座座城市托了起来。
数据显示，广东省1993年生产总值三千多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2023年则达到了惊人的十三万亿。这些数据首先肯定是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改变，其背后也隐藏着无数打工人血汗浸透出来的悲欢离合，从而彰显出无数个“我”和“我们”这些螺丝钉的焊接和铆合的作用。
与三百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湖广填四川”相比，三百年后这场席卷全国的“打工潮”，不仅在人数上翻了几十倍，而且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的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来自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要么乘坐长途汽车，要么乘坐火车，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沿海的城市。他们不需要任何动员，也不需要任何的激励政策，这是一条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路径。他们同样肩负着各自的理想和使命，然后将自己深深嵌入时代这条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位置，发挥着每一颗螺丝钉作用，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每一块砖瓦的作用。
当我们来到三百年前“湖广填四川”先贤们建造起来的湖广会馆前，总会陷入无尽的沉思。
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移民迁徙，表面看是几百万条扁担“挑”出来的一座城市，实际上这些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箩筐里，除了他们必须的基本生活品之外，还有许多隐形的移民文化。我们当下常说的一句话，经济的发展，最终一定是科技和文化的比拼。
2024年，重庆市的常住人口高达三千多万，四川的常住人口更是接近一个亿，与三百年前整个四川的九万人口相比，翻了一百多倍。数据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湖广填四川”给重庆和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其注入了最新鲜的血液，使之产生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力。
比如东山客家人的入川，不仅使四川、重庆的农业和人口迅速恢复，也带来了红薯、玉米和甘蔗等物种。客家人在入川途中发明的“川菜之魂”豆瓣，为川菜家族带来了别样的滋味；“赶场”“坝坝宴”“祭祖”等客家风俗，早已与四川本地民俗结合，至今仍在古镇乡间流传。又比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都促进了四川和重庆的商业发展。
如今我们看到的重庆湖广会馆，虽历经了时间和动乱年代的毁损，几经修复后依旧保存了最初时的整体样貌，完全可以视为清代重庆作为繁华商埠的历史见证，也是清代前期到民国初年重庆的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更是移民文化深度交融后，所彰显出来的经济建设繁荣和兴盛力量的缩影。
如今的沿海地区，与那场旷日持久的“湖广填四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多，也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各个民族间的融合力度正在不断提升，各种地域文化争相与岭南文化交融，从而衍生出一种全新的岭南文化，也催生出一种更为先进的经济文化，使之抵达一个更新的台阶。重庆在北，广东在南，一南一北，就像祖国大地上两颗璀璨的明珠，熠熠发光。
他乡已然变成故乡，而故乡也变成了“我”和“我们”精神的皈依之地。一次迁徙，就是一段人文历史，更是我们“根”之迁移，不管身处何地，总在中华大地上，总有一根“扁担”，潜藏在我们心底，这头挑着他乡，那头担着故乡，在我们来来回回换肩的过程中，就将故乡和他乡融在一起了。
谭功才，土家族，原籍湖北建始县，现居广东中山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身后是故乡》《鲍坪》《南方辞》《鲍坪记》等多部。在《民族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民族文汇》《朔方》等全国近百家刊物发表各类作品百万余字。曾获得中国首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