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冬阳暖暖,碧空中几朵云静静地向西南方流淌。在鲁南一个县城的家属院里,三哥把卧床多日的老娘抱到了沙发上,娘高兴地对三哥点点头,眼睛看着在场的哥哥姐姐说,“您都来照顾我,我知您情、报您恩,我很知足了”,说完无力地摆了摆手。下午17时,二哥回头看到娘低下了头,脸色煞白,急忙将娘揽在了怀里: “娘走了”。
娘走了,在人间一百零一个春秋的娘走了。
娘出生于白马河东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时值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匪盗猖獗。本村一姓相的专做“中间人”,引导土匪抢劫本村较宽裕家庭。日本鬼子进来后,这些匪徒更是猖獗,四处劫掠。姥爷苦心经营了几十亩地,家里竟先后遭三次劫掠,家道也由小康滑向贫困。那时母亲年幼,却过早地尝受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幼小的心灵一次次被痛击,形成了她对社会的初步认知。
时代的火药硝烟也触及到了“天庭”,据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某天,在离姥爷家一里多路的田地里,从天上掉下来一条巨龙。一天,十岁的母亲正在家里看着两岁大的小舅,听到外面的人吵吵的要去看龙,母亲也背起舅舅随着人流跑去看。后来母亲曾多次向我们描述她看到的龙: 身子有水桶粗,金洒洒的鳞片,头上两个角,驴嘴,大眼睛闭着,好像长了四个爪,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动。刚下过雨的地里有少量积水,庄稼被巨龙、被围观人群踩倒了一大片。过了两三天,河对岸村的地主不知从哪里请来了道士为龙祷告做法事,连做了几天后,从东南方天空飘过来一朵乌云,到了龙的上空下起了雨,这时龙慢慢睁开了眼,头慢慢地翘了起来,随着雨云就游走了。最先质疑的是大哥,母亲让大哥去问同村的李姓老人,李大爷当时也去看过,在高龄李大爷那里,这件奇闻竟得到了证实,还有周围的一些人也听过老人讲过这个事。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史料上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而这民间的口口相传,无疑给那个暗黑的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我们宁愿相信母亲见过龙,也许正是这条巨龙,给予一个生性要强的女孩走过艰难、走过苦难、走向成功人生的一点希望和力量。
也许是巨龙的启发,也许是土匪劫掠的激发,近成年的母亲就做了一件借强制暴的事。当时老实巴交的姥爷经几次土匪抢劫惊吓过度,平时总是闷在家里,畏畏缩缩。这让本村的一个恶棍看着很不顺眼,经常找事对姥爷进行打骂。一次,这个痞子喝了酒后又抓起砖块、棍棒对姥爷长时间虐打,姥爷被打的浑身是血、不醒人事。母亲几次护着姥爷都被甩开,生性懦弱的大姨只是蹲在一边哭,村里的人也没有向前劝阻的,母亲便跑去邻村求助张姓乡绅。张乡绅是周围几个村最有威望的人,和姥爷家有亲戚关系。张乡绅听母亲哭诉后非常气愤,便去召集姥爷村里有名望的几个人开会,当面将那个打人者揍了一顿,并让其作出不再欺负姥爷的保证。从此后,这个恶人没有再打骂过姥爷,而姥爷也从此重病卧床,两年后便带着惊恐、屈辱和病痛,饮恨离世。
见证了那么多丑恶、苦难和人间悲喜剧的白马河,像一个有心无力的美丽村姑,只能静静地向南流淌。她能做的,也只有用她那如大地母亲乳汁般的河水,哺育她两岸的人们,夏天为他们洗澡净身,冬天用厚厚的结冰,承载着人和车马走过,让人们少走了不少的弯路。母亲19岁那年,正是从冰面上被花轿抬过白马河,嫁到了对岸的涝沟街村。
涝沟街村位处鲁南苏北两省三县交界处,是历代政府管控较为薄弱之地,是商贩走卒、能工巧匠和逃难、躲事者的理想栖身地,人们思想开化,商贸市集发达,是旧时鲁南、苏北地区五大古集镇之一。
我的张姓家族是本村大族,祖先追溯到明朝都堂张景华,张都堂为躲避严嵩迫害,辞官回了老家涝沟村。都堂大人为治理白马河水患,向地方官员和商贾富户募捐集资,对白马河进行了拓宽、清淤治理,却又被人诬告私挖白马河,再遭迫害。都堂先人清廉忠良,他的忠良敦厚也传给了后代子孙。我的父亲就很忠厚老实,父亲少时读过私塾,年轻时干农活、编柳筐、做木工甚至是拉琴唱戏都是把好手,被乡里供销社食品站看中招去学做糕点,干了许多年,结婚后又继续干了一两年,把农活家务都留给了母亲一人,母亲常常累得不行。
那应是淮海战役时期,村里住满了粟裕的部队,我家也住进了一位女将军,身边跟着两个勤务员,住在空间不大的南屋,晚上和衣枕枪而睡。当时母亲怀抱着大哥,经常做饭给女将军吃。在和母亲的交往交谈中,女将军看到了母亲的刚性和心智,多次劝母亲参军、跟部队走,母亲有所心动,但怀里待哺的大哥,几亩耕种的田地,让母亲还是打消了念头,最终女将军是带着惋惜走的。如果母亲当时敢于舍弃、随军革命,人生可能会是另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选择,永远值得尊重。
解放后,还有几次拉练野训的部队进村驻扎,只是已很少住村民家里,都是自带军帐、炊具。战马嘶鸣、枪炮亮闪、气势威武,给老百姓一种踏实、信心和安全感。每逢有驻军,全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村委会、舞狮队、秧歌队、剧团等组织都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去慰问,村民也自发地送开水、鸡蛋、地瓜、甜枣等。母亲也会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地瓜干等送给部队,每次回来都要念叨,“当年我要和那个女干部去部队就好了,都是您大哥把我赘的”。
母亲后来还多次讲到一个人。那应是土改后的一个冬天,天正下着小雪,母亲在家里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去拉开大门,只见一个穿着有点发旧但很干净的红色棉袍、头后扎着规整发髻的肤色白皙的女人,站在那里低着头,也不说话。母亲认出了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被人称作窦善人的当地大地主的三姨太。母亲匆忙回到屋里拿点吃的送到女人的手里,女人向母亲鞠了一躬,转身慢慢走开了。这个女人后来去了哪里,下落如何,没有人知道。每说到这里,母亲总会长长地叹口气。
父亲后来恋家,坚辞公社(乡)供销社的挽留,回家在街里开了一家代销店。那时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成度高)时期,食品、生活用品短缺,却不允许个人搞经营。父亲的店是唯一批准的,只能给供销社搞代销。店里除油盐酱醋烟酒糖茶外,还有父亲亲手做的各种糕点,自家腌制的疙瘩菜、辣椒等酱菜,加上香飘四溢的地瓜干散酒,父亲的店便成为村里男人们钟情的“酒吧”,是他们喝着酒、吹着牛、议论人、谈论“天下大事”的新闻中心。当他们议论到街坊里的人和事时,母亲有时也插言,她对人对事的看法,常常让在场的男人们称许,他们包括少言寡语的父亲往往会顺着母亲的话走。
街面上还有传统的印染坊、茶坊、压油坊、早粥铺、理发店、小诊所、澡堂子等作坊店铺,那时还允许存在。尤其是每逢大集,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涝沟赶大集,交换着生产生活资料。日用品市,铁货市,牲畜市,苗木市;说唱鼓书的,玩杂耍的,唱戏的,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男人们赶完集后,蹲在街边小摊吃着用荷叶包着的猪头肉,喝着小黑碗里的散酒,享受着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五天一轮的集市,让生活普遍贫苦的人们享受难得的休闲、释放和愉悦,成为人们普遍的期待。
街区不仅演绎着市井民情剧,也在不停上演着历史荒诞剧。文革开始后,各类组织,各色人等,各种标语,各个纸做的“反动人物”,纷纷上街。“无产阶级专政宣传队”的高音喇叭声还没完全消失,手举小红书的红卫兵红小兵队伍就从街边巷子里走来,次日,还是这些孩子们又手拿镰刀锄头喊着口号奔赴支农前线,之后,又有头戴报纸做的圆锥筒高帽的“四类分子”被扭着游街示众。后来武斗开始,作为一个革命派系的据点涝沟街,遭另一革命派系三次武装攻打,机枪、驳壳枪、长矛、短铁棍等热冷兵器在街面上晃荡,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此时,涝沟街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躁狂和愚昧、野蛮的气味。
所有这些的光怪陆离,没有影响到父亲正常开店营业,也没有阻碍母亲时常帮助看店。每当有村民来打酒、喝酒,酒坛子的盖子打开,酒香立马弥漫全屋,弥漫到母亲的嗅觉里,母亲就会感到香香的、馋馋的,待父亲离开,店里没有别人时,母亲就会偷偷地喝上一点酒。后来,家里的饭桌每要上酒时,母亲也会随着喝点,久而久之,练就了母亲对酒的品鉴力,常常会对一些酒的品质作出让我们都自愧不如的评鉴。直到去世前,母亲有时饭前还要喝上一小盅酒。
在母亲的眼里,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哪个人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个人都不容易”。当时街里经常来一个叫憨斗的“小偷”,他总是背着大小两个鼓囊囊的包,大的有五六十斤重,小的也要有十斤左右。据说他的所有家当都在包里,夜里睡觉也背着。母亲在店里时,只要憨斗经过门前,母亲总要招呼他给些吃的,有时还给碗酒喝。憨斗之所以被看作小偷,是因为有时乞不到吃的,只得去摊位上偷食。有一次被逮到了,被人们绑到街边的树上用力抽打,哀嚎声穿透整条街。母亲上前劝不开,只能过后给解开绳子,给点吃的喝的后,帮助憨斗背起包,目送着他佝偻着身、步履蹒跚的离去。若干年后,听说憨斗的包还是被他亲兄弟偷偷划开,并洗劫一空,而憨斗也因此不吃不喝痛哭了好几天,最后凄惨离世。
母亲不只是善良,她还很要强和善言。街坊邻里间发生冲突,她有时会去给调解劝和,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被迫和别的女人吵架甚至打架,她也不示弱,也很少吃过亏。后来我的一个发小曾在我面前“夸”过她:“涝沟街从南头到北头三个kōu老嫲嫲,你家四奶是老大”。kōu,是鲁南方言“厉害”的意思,至今不知道是哪个字。母亲确实比较厉害,在家里,只要是儿女的言行让她不满引她生气了,接下来便是非打即骂,我们小时候都很怵她。
那时母亲不仅在街里有名气,她在生产队里干农活也是有名的“老四团团长”。母亲干农活不仅干得多也干得快,挣得工分也多,因有她自己的方式方法,因此她常常教别人甚至是指挥别人怎么干,别人信她服她,中间在田地里休息时,大家特别是妇女们就会围在她身边,听她讲人讲事讲方法。身边经常围着人,因她在弟兄妯娌中排行老四,就被人们起了外号叫“老四团团长”。
那时的农村妇女尤其是老娘们有的很泼辣很粗俗。农活中间休息时,经常有几个老娘们发难,逮住一个妇女使劲扒她的裤子,妇女边笑着边拼命抓紧裤子,而几个娘们也拼命不扒到露大白腚不罢休。“虐”完了妇女,再去“修理”男人。那时男人们大都穿着大腰裤子,里面没有内裤。这几个娘们分工明确,逮着一个男人抱腿的抱腿,解裤带的解裤带,捆手的捆手,把男人裤子脱下来后,晒出了男人的下半身,然后将裤子从男人的头套到了腰部,这叫“裤子倒穿”。这还没算完,接着勒紧了男人的裤腰,又将裤腿与两条腿绑在一起,把男人像球一样在田里翻滚,这叫“滚蛋”,周围的人都在笑着不停。这时的母亲从不参与,只是坐在旁边看着笑着。
那时的岁月,穷苦中有愉悦,乱象中有规常,年年岁岁,冬去春来,像这长流不息的白马河,默默地流淌。
随着在县里工作的大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年岁已大的母亲也到大哥那里帮助照顾孩子。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大哥的帮助下,也都陆续到了城里工作、读高中,家里只留下父亲看着店、大嫂种着两亩地。
一个冬天的夜里,住在店里的父亲突患中风,第二天被周围的人发现,用拖拉机送到县医院,因拖的时间太长,已过了最佳治疗期,留下了后遗症偏瘫失语,在城里住了四年后,病情突然加重,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多岁。父亲的痛苦离世,成为我们弟兄几个永久的负疚,我们没有照顾好他,很对不起他老人家。
父亲病后不久,家里也让大嫂把田地委托给家族的人耕种,回到了城里大哥的身边,过着相夫教子、勤勉持家的生活,直至她六十岁那年因病去世。早些年大嫂和母亲性格不合,闹了几次仗,后来彼此谅解,和好如一。大嫂生长在农村,是典型的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只吃两样东西:煎饼和辣椒,把自己活成了老黄牛、老春蚕,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敬重她,很想念她。
母亲后来一直住在县城的一个家属院,一住就是四十多年。每每看着儿女们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一个个成家立业,一个个有了自己的子女,后来又有两个儿子先后被调到了市里和省里工作,母亲就特别高兴和欣慰。每天忙完家务后,便到院子里和其他老姐妹坐着聊天,有时会骑着三轮车到街里转转,到儿女家里看看。直到去世前,母亲身边一直有儿女陪着,我们轮流照顾她,没让她受到一点委屈。
母亲没有上过学,几乎一个字不识,但是百年的风雨历程,加持她注意观察和动脑的习性,她的眼光和认知要高于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多数人。
她很早就认识到,“就是要饭吃也要供济孩子上学”,上学是走出农村底层的唯一出路。但是家里的农活太重,为小店做糕点的活儿太重,没别的办法只有让两个姐姐辍学,下来帮助忙活,全力支持兄弟四个把学上好。
她很早就为家庭作出了发展规划:先着力培养大哥上好学走出去,然后再带动弟弟妹妹们逐步走出农村,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
她常常总结出一些至理名言来教育鼓励她的儿女们:“你想将来怎样将来就会怎样”“与人相处要抱吃亏的态度,遇到花钱的时候咱要先掏、多拿”“多个朋友多条路”“不要去惹事,有人找咱的事咱也不怕,想办法不让自己吃亏,不能窝囊”“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不能只顾眼前”“男人就该有个汉子样,要志在四方,要往远处走,往高处走”,还有许多许多。母亲的这些嘱咐,直接影响了子女的一生,至今仍响在我们的耳边。
如今,母亲走了,百年沧桑,百年修行,涣化作白马河的水和水中映照的白云,悄然流逝。
那天把娘安葬在父亲的身边后,我悲痛得无以释解,开着车漫无目的地梦游着,竟不觉中走上了白马河岸,走到了涝沟街村河岸边的那个老家。老家的房子几十年无人住,已破旧不堪。坐在房子前的车里,深感自己像断线的风筝,无所皈依,泪水和着车窗上的雨水,不停地流淌。
爹,娘,祈愿您俩在天堂上安好。儿女们会遵照您的意愿,过好余生,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若干年后,我们也都要先后奔您二老而去,那时咱们还是一大家人,永不分离。
作者:张则振,中共山东省委政研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