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冬阳暖暖，碧空中几朵云静静地向西南方流淌。在鲁南一个县城的家属院里，三哥把卧床多日的老娘抱到了沙发上，娘高兴地对三哥点点头，眼睛看着在场的哥哥姐姐说，“您都来照顾我，我知您情、报您恩，我很知足了”，说完无力地摆了摆手。下午17时，二哥回头看到娘低下了头，脸色煞白，急忙将娘揽在了怀里: “娘走了”。
娘走了，在人间一百零一个春秋的娘走了。
娘出生于白马河东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时值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匪盗猖獗。本村一姓相的专做“中间人”，引导土匪抢劫本村较宽裕家庭。日本鬼子进来后，这些匪徒更是猖獗，四处劫掠。姥爷苦心经营了几十亩地，家里竟先后遭三次劫掠，家道也由小康滑向贫困。那时母亲年幼，却过早地尝受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幼小的心灵一次次被痛击，形成了她对社会的初步认知。
时代的火药硝烟也触及到了“天庭”，据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某天，在离姥爷家一里多路的田地里，从天上掉下来一条巨龙。一天，十岁的母亲正在家里看着两岁大的小舅，听到外面的人吵吵的要去看龙，母亲也背起舅舅随着人流跑去看。后来母亲曾多次向我们描述她看到的龙: 身子有水桶粗，金洒洒的鳞片，头上两个角，驴嘴，大眼睛闭着，好像长了四个爪，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动。刚下过雨的地里有少量积水，庄稼被巨龙、被围观人群踩倒了一大片。过了两三天，河对岸村的地主不知从哪里请来了道士为龙祷告做法事，连做了几天后，从东南方天空飘过来一朵乌云，到了龙的上空下起了雨，这时龙慢慢睁开了眼，头慢慢地翘了起来，随着雨云就游走了。最先质疑的是大哥，母亲让大哥去问同村的李姓老人，李大爷当时也去看过，在高龄李大爷那里，这件奇闻竟得到了证实，还有周围的一些人也听过老人讲过这个事。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史料上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而这民间的口口相传，无疑给那个暗黑的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我们宁愿相信母亲见过龙，也许正是这条巨龙，给予一个生性要强的女孩走过艰难、走过苦难、走向成功人生的一点希望和力量。
也许是巨龙的启发，也许是土匪劫掠的激发，近成年的母亲就做了一件借强制暴的事。当时老实巴交的姥爷经几次土匪抢劫惊吓过度，平时总是闷在家里，畏畏缩缩。这让本村的一个恶棍看着很不顺眼，经常找事对姥爷进行打骂。一次，这个痞子喝了酒后又抓起砖块、棍棒对姥爷长时间虐打，姥爷被打的浑身是血、不醒人事。母亲几次护着姥爷都被甩开，生性懦弱的大姨只是蹲在一边哭，村里的人也没有向前劝阻的，母亲便跑去邻村求助张姓乡绅。张乡绅是周围几个村最有威望的人，和姥爷家有亲戚关系。张乡绅听母亲哭诉后非常气愤，便去召集姥爷村里有名望的几个人开会，当面将那个打人者揍了一顿，并让其作出不再欺负姥爷的保证。从此后，这个恶人没有再打骂过姥爷，而姥爷也从此重病卧床，两年后便带着惊恐、屈辱和病痛，饮恨离世。
见证了那么多丑恶、苦难和人间悲喜剧的白马河，像一个有心无力的美丽村姑，只能静静地向南流淌。她能做的，也只有用她那如大地母亲乳汁般的河水，哺育她两岸的人们，夏天为他们洗澡净身，冬天用厚厚的结冰，承载着人和车马走过，让人们少走了不少的弯路。母亲19岁那年，正是从冰面上被花轿抬过白马河，嫁到了对岸的涝沟街村。
涝沟街村位处鲁南苏北两省三县交界处，是历代政府管控较为薄弱之地，是商贩走卒、能工巧匠和逃难、躲事者的理想栖身地，人们思想开化，商贸市集发达，是旧时鲁南、苏北地区五大古集镇之一。
我的张姓家族是本村大族，祖先追溯到明朝都堂张景华，张都堂为躲避严嵩迫害，辞官回了老家涝沟村。都堂大人为治理白马河水患，向地方官员和商贾富户募捐集资，对白马河进行了拓宽、清淤治理，却又被人诬告私挖白马河，再遭迫害。都堂先人清廉忠良，他的忠良敦厚也传给了后代子孙。我的父亲就很忠厚老实，父亲少时读过私塾，年轻时干农活、编柳筐、做木工甚至是拉琴唱戏都是把好手，被乡里供销社食品站看中招去学做糕点，干了许多年，结婚后又继续干了一两年，把农活家务都留给了母亲一人，母亲常常累得不行。
那应是淮海战役时期，村里住满了粟裕的部队，我家也住进了一位女将军，身边跟着两个勤务员，住在空间不大的南屋，晚上和衣枕枪而睡。当时母亲怀抱着大哥，经常做饭给女将军吃。在和母亲的交往交谈中，女将军看到了母亲的刚性和心智，多次劝母亲参军、跟部队走，母亲有所心动，但怀里待哺的大哥，几亩耕种的田地，让母亲还是打消了念头，最终女将军是带着惋惜走的。如果母亲当时敢于舍弃、随军革命，人生可能会是另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选择，永远值得尊重。
解放后，还有几次拉练野训的部队进村驻扎，只是已很少住村民家里，都是自带军帐、炊具。战马嘶鸣、枪炮亮闪、气势威武，给老百姓一种踏实、信心和安全感。每逢有驻军，全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村委会、舞狮队、秧歌队、剧团等组织都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去慰问，村民也自发地送开水、鸡蛋、地瓜、甜枣等。母亲也会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地瓜干等送给部队，每次回来都要念叨，“当年我要和那个女干部去部队就好了，都是您大哥把我赘的”。
母亲后来还多次讲到一个人。那应是土改后的一个冬天，天正下着小雪，母亲在家里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去拉开大门，只见一个穿着有点发旧但很干净的红色棉袍、头后扎着规整发髻的肤色白皙的女人，站在那里低着头，也不说话。母亲认出了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被人称作窦善人的当地大地主的三姨太。母亲匆忙回到屋里拿点吃的送到女人的手里，女人向母亲鞠了一躬，转身慢慢走开了。这个女人后来去了哪里，下落如何，没有人知道。每说到这里，母亲总会长长地叹口气。
父亲后来恋家，坚辞公社（乡）供销社的挽留，回家在街里开了一家代销店。那时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成度高）时期，食品、生活用品短缺，却不允许个人搞经营。父亲的店是唯一批准的，只能给供销社搞代销。店里除油盐酱醋烟酒糖茶外，还有父亲亲手做的各种糕点，自家腌制的疙瘩菜、辣椒等酱菜，加上香飘四溢的地瓜干散酒，父亲的店便成为村里男人们钟情的“酒吧”，是他们喝着酒、吹着牛、议论人、谈论“天下大事”的新闻中心。当他们议论到街坊里的人和事时，母亲有时也插言，她对人对事的看法，常常让在场的男人们称许，他们包括少言寡语的父亲往往会顺着母亲的话走。
街面上还有传统的印染坊、茶坊、压油坊、早粥铺、理发店、小诊所、澡堂子等作坊店铺，那时还允许存在。尤其是每逢大集，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涝沟赶大集，交换着生产生活资料。日用品市，铁货市，牲畜市，苗木市；说唱鼓书的，玩杂耍的，唱戏的，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男人们赶完集后，蹲在街边小摊吃着用荷叶包着的猪头肉，喝着小黑碗里的散酒，享受着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五天一轮的集市，让生活普遍贫苦的人们享受难得的休闲、释放和愉悦，成为人们普遍的期待。
街区不仅演绎着市井民情剧，也在不停上演着历史荒诞剧。文革开始后，各类组织，各色人等，各种标语，各个纸做的“反动人物”，纷纷上街。“无产阶级专政宣传队”的高音喇叭声还没完全消失，手举小红书的红卫兵红小兵队伍就从街边巷子里走来，次日，还是这些孩子们又手拿镰刀锄头喊着口号奔赴支农前线，之后，又有头戴报纸做的圆锥筒高帽的“四类分子”被扭着游街示众。后来武斗开始，作为一个革命派系的据点涝沟街，遭另一革命派系三次武装攻打，机枪、驳壳枪、长矛、短铁棍等热冷兵器在街面上晃荡，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此时，涝沟街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躁狂和愚昧、野蛮的气味。
所有这些的光怪陆离，没有影响到父亲正常开店营业，也没有阻碍母亲时常帮助看店。每当有村民来打酒、喝酒，酒坛子的盖子打开，酒香立马弥漫全屋，弥漫到母亲的嗅觉里，母亲就会感到香香的、馋馋的，待父亲离开，店里没有别人时，母亲就会偷偷地喝上一点酒。后来，家里的饭桌每要上酒时，母亲也会随着喝点，久而久之，练就了母亲对酒的品鉴力，常常会对一些酒的品质作出让我们都自愧不如的评鉴。直到去世前，母亲有时饭前还要喝上一小盅酒。
在母亲的眼里，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哪个人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个人都不容易”。当时街里经常来一个叫憨斗的“小偷”，他总是背着大小两个鼓囊囊的包，大的有五六十斤重，小的也要有十斤左右。据说他的所有家当都在包里，夜里睡觉也背着。母亲在店里时，只要憨斗经过门前，母亲总要招呼他给些吃的，有时还给碗酒喝。憨斗之所以被看作小偷，是因为有时乞不到吃的，只得去摊位上偷食。有一次被逮到了，被人们绑到街边的树上用力抽打，哀嚎声穿透整条街。母亲上前劝不开，只能过后给解开绳子，给点吃的喝的后，帮助憨斗背起包，目送着他佝偻着身、步履蹒跚的离去。若干年后，听说憨斗的包还是被他亲兄弟偷偷划开，并洗劫一空，而憨斗也因此不吃不喝痛哭了好几天，最后凄惨离世。
母亲不只是善良，她还很要强和善言。街坊邻里间发生冲突，她有时会去给调解劝和，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被迫和别的女人吵架甚至打架，她也不示弱，也很少吃过亏。后来我的一个发小曾在我面前“夸”过她:“涝沟街从南头到北头三个叴老嫲嫲，你家四奶是老大”。叴（kōu）是鲁南方言“厉害”的意思。母亲确实比较厉害，在家里，只要是儿女的言行让她不满引她生气了，接下来便是非打即骂，我们小时候都很怵她。
那时母亲不仅在街里有名气，她在生产队里干农活也是有名的“老四团团长”。母亲干农活不仅干得多也干得快，挣得工分也多，因有她自己的方式方法，因此她常常教别人甚至是指挥别人怎么干，别人信她服她，中间在田地里休息时，大家特别是妇女们就会围在她身边，听她讲人讲事讲方法。身边经常围着人，因她在弟兄妯娌中排行老四，就被人们起了外号叫“老四团团长”。
那时的岁月，穷苦中有愉悦，乱象中有规常，年年岁岁，冬去春来，像这长流不息的白马河，默默地流淌。
随着在县里工作的大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年岁已大的母亲也到大哥那里帮助照顾孩子。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大哥的帮助下，也都陆续到了城里工作、读高中，家里只留下父亲看着店、大嫂种着两亩地。
一个冬天的夜里，住在店里的父亲突患中风，第二天被周围的人发现，用拖拉机送到县医院，因拖的时间太长，已过了最佳治疗期，留下了后遗症偏瘫失语，在城里住了四年后，病情突然加重，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多岁。父亲的痛苦离世，成为我们弟兄几个永久的负疚，我们没有照顾好他，很对不起他老人家。
父亲病后不久，家里也让大嫂把田地委托给家族的人耕种，回到了城里大哥的身边，过着相夫教子、勤勉持家的生活，直至她六十岁那年因病去世。早些年大嫂和母亲性格不合，闹了几次仗，后来彼此谅解，和好如一。大嫂生长在农村，是典型的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只吃两样东西:煎饼和辣椒，把自己活成了老黄牛、老春蚕，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敬重她，很想念她。
母亲后来一直住在县城的一个家属院，一住就是四十多年。每每看着儿女们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一个个成家立业，一个个有了自己的子女，后来又有两个儿子先后被调到了市里和省里工作，母亲就特别高兴和欣慰。每天忙完家务后，便到院子里和其他老姐妹坐着聊天，有时会骑着三轮车到街里转转，到儿女家里看看。直到去世前，母亲身边一直有儿女陪着，我们轮流照顾她，没让她受到一点委屈。
母亲没有上过学，几乎一个字不识，但是百年的风雨历程，加持她注意观察和动脑的习性，她的眼光和认知要高于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多数人。
她很早就认识到，“就是要饭吃也要供济孩子上学”，上学是走出农村底层的唯一出路。但是家里的农活太重，为小店做糕点的活儿太重，没别的办法只有让两个姐姐辍学，下来帮助忙活，全力支持兄弟四个把学上好。
她很早就为家庭作出了发展规划:先着力培养大哥上好学走出去，然后再带动弟弟妹妹们逐步走出农村，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
她常常总结出一些至理名言来教育鼓励她的儿女们:“你想将来怎样将来就会怎样”“与人相处要抱吃亏的态度，遇到花钱的时候咱要先掏、多拿”“多个朋友多条路”“不要去惹事，有人找咱的事咱也不怕，想办法不让自己吃亏，不能窝囊”“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不能只顾眼前”“男人就该有个汉子样，要志在四方，要往远处走，往高处走”，还有许多许多。母亲的这些嘱咐，直接影响了子女的一生，至今仍响在我们的耳边。
如今，母亲走了，百年沧桑，百年修行，涣化作白马河的水和水中映照的白云，悄然流逝。
那天把娘安葬在父亲的身边后，我悲痛得无以释解，开着车漫无目的地梦游着，竟不觉中走上了白马河岸，走到了涝沟街村河岸边的那个老家。老家的房子几十年无人住，已破旧不堪。坐在房子前的车里，深感自己像断线的风筝，无所皈依，泪水和着车窗上的雨水，不停地流淌。
爹，娘，祈愿您俩在天堂上安好。儿女们会遵照您的意愿，过好余生，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若干年后，我们也都要先后奔您二老而去，那时咱们还是一大家人，永不分离。
作者：张则振,中共山东省委政研室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