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全球金融危机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何去何从？日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本报记者阐明了他独到的观点。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的金融创新问题？
郭田勇：普遍认为是美国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其金融创新过度。也就是说由于过度追求短期利益而对潜在的风险产生了忽视。
近年来，美国传统的投行业务盈利变薄，各大投行迫于业绩压力，只得不断尝试新的金融产品创新，寻求新的赢利点。而这些创新产品经过多次分拆和打包，其复杂性往往掩盖了产品自身暗藏的巨大风险，导致了风险的不断积累。但是，金融创新不是“变戏法”，它的作用只是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因此，基础金融资产的质量非常重要。如果商业银行一开始放的贷款不符合标准，或者说给不具还款能力的人发放贷款，那么无论如何包装、拆分、证券化，由于风险无法消除，终究还是会出问题。2006年以前，美国住房市场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市场投机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一些银行在贷款审查程序上“放水”，大量收入较低、信用纪录较差的人群也加入贷款购房者大潮。正是这部分购房者存在极大的还贷违约风险，为日后危机全面爆发埋下隐患。
同时，美国政府在监管上的空白和忽视，也是一种失职。正因为此，美国现在也开始在监管上进行改革。
记者：投资机构和个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购买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呢？
郭田勇：一些经过复杂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产品，大概除了设计者本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真实价值。同时，在推销其打包的次级贷款的时候，各大投行四处游说，并刻意隐瞒风险。很多购买金融创新产品的人可以说已经对其基础产品失去了认知，从而盲目购买。
记者：相较于美国的监管过松，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郭田勇：有的专家曾经说过，中国在金融监管上可以说是“谨慎有余而创新不足”。但是相对来讲，“谨慎有余”也不是坏事，起码不会出大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就此沾沾自喜。美国的监管制度是没有禁止都可以做，而中国是没有看清楚风险之前是不能做的。这也有其一定的好处，起码从这次危机中来看中国金融业所受损害不大。
记者：中国金融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郭田勇：首先要强调的是，金融发展不能过于超前，或者说不能脱离于实体经济。金融业应该是包裹在实体经济之外的一层“润滑剂”，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是金融业已经脱离实体经济在独自发展。
记者：有人提出现在是“抄底”美国的好时机，您怎么看？
郭田勇：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损失较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现在国际化的程度还比较低。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弃推行国际化，中国银行业要走出去是必然的，但不是以“抄底”的思维向外走。这次金融危机提醒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汲取西方金融机构的教训，让我们的国际化道路走得更稳妥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