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多数企业的业界对外拓展，以及企业的对外拓展和推广，基本上不是由政府来梳理各种关系和渠道的。
德国人的现有思维方式、做事风格和被广泛认识的契约式的规范化、规矩、注重契约、守法、严谨等等特有的认知，是与其历史上的邦国制长期统治有很大的关系。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德国应该成为其区域内的区域交流、沟通的中枢，但由于历史上多数时期一直处于邦国的分裂状态，自然就造成了诸多方面的不便利。其不统一时期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而在那个邦国林立，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邦国领主间的权益保障基础，就是相互间的契约。德国有句俗语是：你的权力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的权力终止的地方。这句话就诞生在那个时代，也阐明了契约的早期雏形。
而邦国领主与属地平民的关系是非血缘的家族式关系，是一种共属的利益关系。他们要在不成文的共属利益关系之下好好生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才可以对外保证大家共有的利益。
德国自古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其社会福利体系的机制完善是与之相适应的。
当今社会的几大知名国际保险公司中，其中三个的保险模式基本上都是德国人发明和逐步完善起来的，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内容，而职业学校和幼儿园也是德国人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与当时的领主制是密不可分的。而各邦国的领主之间、各种行业之间的联络也要靠契约的形式去完成和保证，这也就逐渐形成了他的系列的契约制化的完善，以保证其利益共享。
在这个散乱的历史阶段，邦国间的结盟，行业间的协会联合，都使得行业间的尽可能的组织学习，联合起来融资，而成为可能。
1870年的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英美工业革命期间的30-40年间的工业革命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德国人的思维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不同。
这种不同体现在为文化上的差异表现为：水文化与海洋文化、土地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别性，这种差异是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历史上的中国与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差异变化，语言文字的关系，传播方式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文字方面。文字，只是声音的载体。欧洲的拉丁文化，在法兰克帝国之后，分裂为相当于现在的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德语发音的不同体现在多方面。而中文是象形文字与会意的组合，具形声，所以中国文字即具象形有很抽象。在文字这块，中国历史、语言、文字、习俗，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个族群、一个文化体的标志物，从而形成了共性的认同体。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儒、道、佛。 佛教的特殊性是其兼有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随顺自然，以及佛家的慈悲、善念、无我，而佛教中又兼蓄了儒道两家的部分思想，而使其成为了中国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集合的典范之一。
中国的家族是几代同堂，永远是最长者是对的，还有就是其崇尚自然的太阳永远是东升西落，以及社会的等级、孝悌等的形成。
而古希腊，西方的海洋文化则不同，如出海在船上，如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不是哪个长者说的大家照做，而是谁能够带大家脱离险境，展现能力，大家就听谁的。这说明他们是不以存在所谓的等级来判别，而是以思想的力量、能力的体现为判别标准的。
在罗马时期的城市执政官，就是其当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而形成了地域、区域性的差别的代表性产物。
中国很多人是有些不太讲规范的，比如一些社会的危害行为，主要是有着一种怕吃亏的心理。
而德国的忧患意识也是来源于其邦国制的历史，从而使其理性思维很强，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做事方式上，这也是德国人比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或美国人做事情慢半拍的原因之一。
这种做事方式也直接体现在，德交所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而先进行研究是第一步。
当年的日本的京都议定书， 在节能减排、生化使用、煤炭的开发使用、核能的有效利用等方面，都鼓励新能源的开发使用等。 2011年3月，日本核危机爆发后，德国评估核能的使用与其危害相比，远远不可控制其危害性，坚称不再使用核能。
他们就是一旦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实施，这也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理性处置问题的思维方式。
德国人就是从问题的根本上、民族特点上去认识事物的本源，而从我做起，认真处事。 (潘 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