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厘清“硬着陆(hard landing)”与“软着陆(soft landing)”两个概念的含义。
考虑到十八大前特殊政治环境要求，未来中央政府可能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为8.1%。此前GDP增幅已是连续9个季度下行，这一增幅更是创下近三年新低，甚至比市场此前预期的8.3%还要低。不佳的数据还包括：作为中国经济最具外向型的代表性地区，广东省进出口总值仅增长4.3%，上海仅增长3.8%，而江苏省更是创下增加0.3%的低纪录。
在此背景下，国际国内都有人在担心：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比如，最新一期美国《福布斯》杂志(5月7日)就发表题为《当心：中国即将发生经济衰退》的署名文章，预言中国政府将很难遏制经济继续下滑势头，中国经济“很可能硬着陆”。当然，更多主流意见则认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而是会“软着陆”。
标准不一
中国经济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厘清“硬着陆(hard landing)”与“软着陆(soft landing)”两个概念的含义。
目前尚不知这两个航天学术语由谁在何时引入经济学领域。但将其用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确十分形象。一般来说，两个概念都是指某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经过扩张之后走向回落的状态。如果宏观经济在极度扩张后急剧回落，就如同航天器未经减速装置进行缓冲直接高速冲向地面一样，这种大起大落会使得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破坏，甚至是毁灭性打击，这就是“硬着陆”;反之，宏观经济在经历了扩张之后缓慢回落，如同航天器在减速装置进行缓冲后平稳着陆，不会导致严重后果，这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讲究指数和数据。判断经济体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一般都看三个重要指数：即以GDP计量的经济增长率、以CPI计量的通胀率和非自然失业率。如果GDP下降过快，引致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就是硬着陆;反之，如果GDP呈现缓慢下滑，CPI维持很低水平但不会转负，失业率维持基本稳定，则属于软着陆。但是，国别不同，背景不同，宏观调控目标不同，判断经济体宏观经济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标准自然也不相同。 这也如同航天器性质不同、着陆前速度不同，“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一样。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基数大，弹性空间大，经济增长由快速增长急剧转向负增长，才算“硬着陆”;但对于经济基数相对较小、经济结构弹性较差的国家，判断是否“硬着陆”则更加复杂。
就中国而言，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表现及宏观调控实践，也经过经济学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于判断时下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在指标和数据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GDP增幅有所下降，但一般不能低于7%，否则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会突然集中暴发;CPI下降至4%以下，但最好也不能低于1.5%，否则就是过度紧缩迹象;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5%左右，不能因为GDP和CPI下降而出现较大规模失业。
正因为有上述基本“共识”，即便中国经济在一季度仍然维持了超过8%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最快的，但不少人仍然有“硬着陆”担心：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不同。对后者来说，只有出现负增长，才算是“硬着陆”;但对于中国经济，只要低于7%，各方面就可能觉得无法承受。而8个点增长已经快临近7%这个“大限”。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颓势，不是不可能出现低于7%的增长率。这正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理由所在。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经济当前增长乏力，是有其必然性，即“三个持续下降”。
首先，是受发达经济体对我进口增长持续下降影响。出口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出口一度带动中国GDP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出口对GDP贡献率可以低到忽略不计。原因就是深陷危机中的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对我进口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第三季度起，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欧盟、日本市场的占比分别下降了1.3个、1个和0.6个百分点。其中纺织、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和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尤为明显。
其次，是受国内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政府以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摆脱危机影响，使得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9年一度超过90%。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下行，一个重要原因恰是因为2009年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效应丧失。实际上，自2011年上半年始，政府预算内投资与新开工项目增速出现负增长，至下半年中央项目、铁路投资等增速变为-20%~-10%的连续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固定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增幅仍然在同比下降。
最后，是受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影响。作为拉动经济最重要的内生性力量，消费需求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最难攻克的难题。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之初，为达到“外需不足内需补”之目的，政府推出了诸如汽车税收减免及家电下乡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随着这些政策的相继退出，政策所带来的产业扩张及增长效应不断衰减。2011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实际增长11.6%，比前些年1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特别是汽车和家电产业受政策影响衰减最为明显：从2011年4月起，汽车产量增速变为连续负增长，12月下降幅度扩大至6.4%;今年一季度汽车产销同比又下降1.83%和3.4%。家电行业中，房屋空调产量增长速度在2011年10月变为负数，洗衣机产量11月变为负增长。今年一季度消费需求也仍然延续此前颓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降为10.9%。
利好支撑
不过，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不会“硬着陆”。
首先，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前忧中带喜。从一季度经济表现看，发达经济体就业情况改善不大，欧洲债务危机远未到解决的程度，欧元区一季度增长预期仍是负增长0.3%。总体上看，国际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前景仍然不十分明朗。但也要看到，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预期可达2%，复苏应算强劲，而欧元区经济也有企稳趋势。正因此，4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果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向好，中国经济“稳出口”的任务相对困难会少些。实际上，尽管一季度进出口表现不佳，但3月份进出口增幅较此前已经明显加快。
其次，投资有望触底反弹。面对当前经济增长疲态，决策部门一方面在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部分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中小企业采取定向宽松;另一方面，中央还宣布，将对此前已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的高铁等基础设施追加后续投资，同时还将确保国家其他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这表明财政政策将持续趋向积极。所以，尽管中央对于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政策不会放松，但亦可以预期社会总投资增幅将会在二季度后加快。
最后，尽管政策不会出台2009年那样直接刺激消费的措施，但采取各种手段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发展经济，却已几乎成为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第一国策”。特别是，近期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各项民生建设加快导致的“财富效应”可能会逐渐显现，普通百姓可能会有更多钱放心消费。
实际上，正因为有上述经济利好因素支撑，3月份各项指标趋于向好。尤其是企业家信心指数从120.9回升至123.0，且继续位于临界值以上，表明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信心更加积极和乐观。综合考虑，预期今年2季度中国经济增幅有可能触底回升，超过1季度。
尤其是考虑到十八大前特殊政治环境要求，未来中央政府可能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在货币政策上，会继续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和微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在财政政策方面，结构性减税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在财政政策上，会继续加大投入，甚至将一些原定下半年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提前到上半年。所以，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预期应该是过于悲观。
退一万步讲，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走弱，政府手中至少还有一剂尽管十分“老旧”、副作用极强烈但关键时刻却一定能起作用的“苦药”：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当然，这一决心不是随便能下的。
但是，上述分析也再度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政府财政投入与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过大，而内生性成长因素不足。所以，未来要夯实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根基，既要善于运用相机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化解宏观经济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更要注重促长远的建设。一个战略性选择仍然是主打“农村牌”，真正启动内需。否则，眼光一味盯着洋人，盯着城市，盯着金融，永远走不出目前中国经济在政策“放”与“收”之间起伏不定的怪圈，更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
简单地说，主打“农村牌”。就是要做好四件事：一是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重新叫响“新农村建设”口号，使村庄适宜人，聚集人气，而不是要使村庄凋败下去。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还能带动钢铁、水泥等基建上游产品的增长和发展;二是推进农村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能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能通过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而刺激消费;三是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收益。这样做的目的是真正使农民腰包鼓起来;最后是稳定推进农村消费品市场建设，使更多适应农民消费需求、质量有保障的商品顺畅进入农村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