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为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本文为自媒体人、商业模式研究者韩卓如撰写，本号受权转载）
2017年1月15日，北京，少有的没有雾霾的一天。
国家会议中心，第八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这里如期举行，一批重量级嘉宾出席。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工信部部长苗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原北京市长、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等出席。
这场涵盖并代表学界政界和企界的精英，对2017中国经济，有着怎样的判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
“青年”厉以宁：人口红利没有消失
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87岁的厉以宁坐了下来开讲。
但当他一开口，听众便不觉得他的年龄，反倒觉得他是一位青年人。厉以宁讲话铿锵有力，对未来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
“人口红利没有消失，消失的人口红利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素质正在逐步提高，这都意味着中国人力资本在革命。” 厉以宁最近去了陕西西乡县和贵州毕节市调研，调研的结果是，人口红利正在起来，一个蓝领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蓝领中产阶级就是外面打工回来已经有了知识的人。
从农村讲到城市，从城市讲到消费。厉以宁颠覆了熊彼特的创新观念，也颠覆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观念。厉以宁认为，“理性人”是古典派幻想出来的，他们做的选择是最优选择。然而事实上，人人都是“社会人”，在生活中做的选择是次优选择而非最优选择。
半个小时的演讲，重构了一整年的思路。
专家苗圩：创新投入与国际相比差距甚大
苗圩很谦虚也很博学。
在对当前人口红利分析方面，他与厉以宁有着一致的观点。“我们原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红利已经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现在还有人口的质量‘红利’，每年我国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主体，无论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通过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积极发挥作用，都将成为我国新的人口质量‘红利’。”
在苗圩看来，推进制造强国方面，存在着四大红利。一为“新制度红利”，二为“新人口红利”，三为“新资源红利”，四为“新的全球化红利”。
从中国自主制造圆珠笔头到中国创新投入与国际的差距，从“四大红利”谈到“三大挑战”。苗圩认为，2017，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不失乐观。
苗圩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不像是位正部级官员，倒更像一位资深专家。
在当天的与会嘉宾中，几乎所有的发言官员，都说起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和对企业家的尊重。苗圩第一个带头向企业家致敬。
“海尔先知先觉进行了互联网转型探索，开放整合了内外部资源，形成了1+1大于2的效果。”苗圩在演讲中致敬同为演讲嘉宾的张瑞敏时，收获了一阵掌声。
学者张瑞敏：首创“创客所有制”
“创新是因，但是它一定不是目的，目的是产生能转化成新动能这个果。”贴着会议主题，张瑞敏开门见山，一开口，就让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
与厉以宁一样，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不仅源于前一天海尔集团创新年会上公布的2016业绩，喊出“7年收入翻番”的目标，更在于张瑞敏对首创的“创客所有制”的自信。
“企业的驱动机制取决于激励机制，即薪酬制度。海尔在‘人单合一’模式下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叫‘创客所有制’。”张瑞敏对他首创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诠释。
在张瑞敏看来，全世界的激励机制分两大类：第一类，由领导决定的薪酬制度，如国有企业。这种制度下，企业股权不可能量化到每一个人。第二类，是部分人的股权或期权制，如美国式期权。有一部分人得到股权或期权，但是这些人的股权或者期权在分配时，不是和个人创造的市场价值挂钩，整个公司完成了利润指标才可以变现；完不成所有人都不能变现，所以不可能激励所有人。
“创客所有制”立足于海尔应用“人单合一”模式进行的组织改造。海尔将企业变成了创业平台，创业平台上有许多叫做“小微”的创业组织，“小微”组织里的每个成员就叫创客。
如果“小微”创造了用户价值，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薪酬；否则就得不到。因而海尔的“创客所有制”是一种用户付薪机制。
在演讲中，张瑞敏提及了“创客所有制”的几个核心要素：如果有风投投资，“小微”必须跟投；如果没有风投青睐，就必须解散。故而创客股权的多少，是根据创造的用户价值决定的。
“创客所有制”的股权是动态的。创造的价值大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股权；如果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股权就不存在。也就是说，随着目标的发展，如果创客跟不上，那创客的股权将被折现返还，创客必须退出。
2016年，诺奖得主哈特提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企业里，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收入和他的贡献连接在一起。但在张瑞敏看来，“创客所有制”就解决了“哈特难题”。
演讲完毕后，现场听众为张瑞敏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张创客”，而在他之前演讲的，是被人们称之为“厉股份”的厉以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