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日前在“现代国企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报告在《现代国企研究》杂志2014年首期全文刊发。
该报告的题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国有企业改革》。邵宁在文中回顾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对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国资国企改革走向做出四点展望：
第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会进一步深化。决定指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 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些新的提法意味着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会有变化，实质是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管职能和股东职能要分离，这将是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决定》提出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会是一种三层结构，出资人的监管职能和股东职能是分开的。行政性出资人机构从事监管职 能，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行使股东职能。这样的职权划分是合理的。
第二，分类监管和改革。《决定》虽然没有明确写出分类这个概念，但体现出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分类推动改革和监管的理念，出发点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决定》要求“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自然垄断的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 革”。这样的改革思路首先是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的行业尽可能放开。对于暂不具备放开条件行业中的企业，改革可能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内部改革为 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二是建立符合其功能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三是强化行业监管，要明确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四是与政府间的财务关系安排，如政府购买服 务等。这种改革方式是符合国际通行办法的。
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是进一步推进股权多元化。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现实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直接进行多元化改造，进行公众公司改革。改造成为整体上市的公众公司，国有企业就彻底多元化了，与社会资本结合没有任何障碍;国有 资产就彻底资本化了，进与退都很便捷，这就为下一步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这种改革方式也是符合国际经验的办法。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中的难点。取消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行政级别的说法不知讲了多 少遍，但行政化管理仍然是企业干部管理的主导方式，而且其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不适应程度越来越突出。如随着人才的市场化选拔越来越普遍，国有企业高管 的入口日趋多样化，但始终打不开市场化退出的出口，这种状态造成的弊端是多方面的。这个方向上的改革难以推开，有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有现实操作方面的难 处。《决定》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尤其是考虑到《决定》提出要形成出资人代表机构、资本运 营公司或投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三层的架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一种可行的改革操作方式。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领导人员暂仍由行政任命，以 后逐步市场化;企业层面的高管一律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选任、市场化退出。
第四，坚持和完善董事会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决定》提出：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制度，是 世界通用的方式。各级国资委前一段的试点也取得了明显的体制效应。从长远讲，董事会建设搞好了，不但可以解决一把手负责制体制下难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 弊端，减少企业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探索建立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的可能性。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是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原计划经济国家。主要是涉及的企业太多、涉及的职工太多，改革的社会风险太大。前苏联和东欧原计划经济国家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政权更迭基础上的全面私有化，其社会代价很大、经济效果却不好。这条路中国走不了，也不具备那样的资源条件。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推 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的国有企业一部分退出去，一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初步站住脚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且我们没有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走出了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自己道路。
邵宁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目前的改革深度上，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最终 的结合模式。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加强监管的方式，成为市场经济中受专门法律约束和监管的特殊企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要 依托资本市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具 体的措施上又比较现实和稳妥，是方向性与操作性的良好结合。
